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困境挑战教育公平

与农民工相伴而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困境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有700-800万人,留守在家儿童2200多万人.留守在家的无人管,流动进城的上学难.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高达9.3%,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农民工子女上学困境对我国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的教育公平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深层原因有:对农民工现象的长期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体制;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素质低维权意识差.解决的出路在于:让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将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纳入城市学校考核体系;政府给予农民工子女学校以倾斜政策.支持其尽快发展.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问题正在凸显。由于北京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北京市中职教育在不断萎缩。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参加中职教育有很强的需求意愿,劳动力市场对中初级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同时北京市中职教育也有很强的供给能力。以教育政策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城乡分治和以户籍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职教育的主要原因。借鉴各地经验,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中职教育资源,是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选择。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升学困境及应对措施

随迁农民工子女在实际升学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各种人为设置的"门槛",陷入难以克服的升学困境。其面临困境的根源在于基于户籍制度的升学考试体制的不公正,而教育资源不足及配置方式不合理是主要原因,农民工家庭所处的弱势地位则是重要原因。要解决随迁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升学的问题,必须做到:改革升学考试制度,建立公平的教育规则;树立公平发展理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明确责任,切实贯彻落实和进一步完善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升学政策。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城市化改造为例

本文以2010年以来北京市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城市化改造为例,对城市化改造中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进行研究。频繁的城市化改造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产生的影响不能小觑。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应随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迁徙就近改建、扩建、新建流动人口子女学校,扩建、新建的学校都应有可移动性和非营利性特点;对城区学校空余或增扩的学位,实行积分制梯级入学办法;建立适应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需要的财政统筹支付体系。     

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其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加剧,使农民工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政治参与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体制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同时由于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使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日益边缘化。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和政治参与问题。为此,需要从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改革选民登记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条件、优化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几个方面努力。     

分配正义视角下的中国农民工权益维护研究

文章运用罗尔斯的正义论,以社会基本权利义务分配为切入点,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权益维护缺乏正义。农民工权益维护缺乏正义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安排阻碍了公民权利平等地分配给农民工,违背了分配正义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追求。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基本思路在于通过深化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范围、提高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发展,构建具有内在公正性的合理社会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平等地分配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制度性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分配正义的有效实现。     

城乡结合部改造中的流动人口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改造为例

城乡结合部改造虽对缩小流动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有正面效果,但也存在复制、位移城中村的隐患。城乡结合部改造中应探索政府、村集体、企业、村民多种合作模式,将流动人口居住、失地村民发展、减少拆迁阻力等问题统筹解决。此外,还需建立非营利性、可移动性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实事求是地解决低收入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     

社会公正视野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

社会公正是社会保障的首要价值追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我国在城市建立起了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农民工却仍被排斥在这一制度之外.造成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主要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阻隔、社会保障"地方分权"模式的分割体制和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续接等技术难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分类分层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财政实现机制探析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与客观要求。教育公平主要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每个受教育者能享受到均等的教育,它包含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这也是财政支持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其特殊性,应建立完善的政府间经费分担机制与财政监督机制。从财政支持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现状来看,教育机会公平显失、教育过程公平脆弱、教育质量公平任重道远。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工随迁子女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经费分担机制缺乏且不合理、缺乏专门的预算制度等。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探寻完善财政实现机制,成为当前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     

农民工社会保障地位的边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农民工从无到有,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受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严重缺乏,这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建立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目前,可以借鉴国外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历史经验,结合我国城市农民工的确实际情况,遵循"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分类、分层的方法,优先建立城市农民工迫切需求的工伤、医疗、养老、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彻底废除,暂时、过度性的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必将会被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小组活动

一、背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农民工的规模更加壮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到700万人。据四川省农调队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每外出1万个农民工,将会产生4000个处于6～16岁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子女,并有1000个同类子女随其父母进城接受义务教育。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小组活动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发展,农民工的规模更加壮大。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1823万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6至14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达到700万人。据四川省农调队的一次专题调查结果,每外出1万个农民工,将会产生4000个处于6～16岁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留守子女,并有1000个同类子女随其父母进城接受义务教育。     

试论进城农民工子女问题及社会工作回应

农民工子女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笔者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分析了农民工子女面临的一些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工作专业实务角度,从个案层面、小组层面及社区层面对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满足农民工子女需求给予回应。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一个资本分析的视角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流动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的流动方式.然而,城市教育资源对农民工子女的各种排斥,使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剥夺.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先天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绝大部分城市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基本上处于贫乏状态,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教育环境和教育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边缘化的危机.要走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困境,就必须做到:(1)从制度设计上实现由"边缘化"到"城市化"的根本性转换,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2)降低农民工子女教育成本;(3)提升农民工家庭的资本含量,缩小其与城市之间的鸿沟.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与融合

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面临多重风险的社会变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为农民工提供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通道。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被排斥在制度范围之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日益凸显。结构性制度排斥是现行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根源,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二元结构下的就业制度导致农民工难以承担城镇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二元结构下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更是难以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化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有效途径。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推进一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城市化的壁垒。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方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转换机制,逐步将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Stratification in China''''s Resident Registration and Prasant Workers'''' Social Status

本文探讨了中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关系。文章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原本在家乡处于精美地位的城市农民工阶层,在城市却处于底层社会地位。长此以往,这种严重的“地位相悖”现象,将积畜社会张力,激化社会矛盾。作者指出,进城农民工阶层具有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强烈愿望,而财产权和技术证书作为社会筛选机制作用的日益凸显,已向户籍制度提出了挑战。虽然进城农民工阶层在这两方面均不占优势,但社会公平的机制和理念却由“先赋因素”变为“自致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对农民工的排斥便从根本上削弱了。     

金融危机背景下“转化型留守儿童”之教育公平

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导致农民工随着经济冷暖在城乡间如候鸟般不断迁徙,他们的子女成为转化型留守儿童,伴随这些儿童的是强烈的孤独感、被遗弃感和不公平感,这些问题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成因.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加上原有的社会转型、二元结构、文化与价值重构等复杂情况,转化型留守儿童教育公平的实现,必须从全社会教育公平理念的建构、教育投入的加大、法律制度的健全、办学体系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努力,开拓一条保障其受教育权公平实现的路径,以维护社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英文)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尊严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自身素质、社会认同、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问题的影响,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出现生存尊严、政治尊严、社会尊严遭遇缺失问题,影响到了和谐社会主要的构建和实现。本文从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自身素质提高以及社会氛围营造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尊严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