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语言转向”与广义的“语言转向”

多数人认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应归功于哲学上的“逻辑学转向”,如有人说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①这种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也不失偏颇。孙利天先生在其《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时,就暗含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涉及到从弗雷格经罗素、维特根斯坦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而且包括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两度转向之学理逻辑探析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由外到内又由内到外的两度转向。从学理逻辑上来看:语言学转向是向内转的重要动力,话语理论则是诱发其向外转的强大磁场。前者使得人们注重内部研究,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后者使人们再次瞩目于外部研究,重申文学的他律性。两度转向后,文艺研究界开始注重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统一、和谐。     

用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执行规章制度

今年五月,在区里召开的一次贫农下中农代表会上,长湖公社七里大队的一位代表李菊英说:“我爱人从新疆汇回家三十块钱,第一次到邮局去领,他们说没盖公章;第二天我盖了公章,因为换衣服忘了带私章,到邮局又没领成;第三天公私章都齐备了,才算领到了这三十块钱。我家离邮局来往三十多里,三次跑了九十多里路,误了三天工。邮电局真该叫个麻烦局。”社教工作队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实现古代文学研究转型的路径与方法

用世界先进的理论、方法重新发掘、阐释中国古代文学,完成由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转换,是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场学术革新与转型。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学说与科学主义学说的合流与从“由外到内”到“由内而外”的发20展转向,为我们提供了理论的营养与路向的启示;国内文艺理论界所走过的由“内转”到“外突”的学理路程,为古代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作者认为,古代文学的研究路径、方法应是变“由外而内”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即由文本形式分析入手,发掘隐含其内的情感结构、心理结构及人性发展的情态,最终再回到说明文本上来。     

新时期中国文化的转型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加强对文化转型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提高对文化变革的认识,自觉地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不断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社会转型呼唤文化的转型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过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那次转型,是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由封建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即旧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第二次,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夕,是由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第三次,是从建国开始到现在,是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     

汉代老子"角色"变换及其老学史意义

汉代是老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老子形象先后完成了从“隐君子”到“治国者”、由“人”到“神”的“角色”变换,老子学说也相应实现了从理论思想向社会实践、由道家哲学向道教神学的两次转向,开创了老学朝着政治化、宗教化方向发展衍变的新局面。     

试论西方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文按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把西方美学史也分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至十六世纪,在哲学上着重对本体论中的“是”或“存在”进行探究,从而建构了本体论美学。第二阶段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由于人性、人道主义等的复苏与张扬,从理性主义出发探寻知识、真理等问题,在美学上也出现了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从法国笛卡尔开始,由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共同发展,由德国古典哲学最终完成。第三阶段是语言学阶段,即语言学转向,使语官取代了理性而上升到哲学的王座之上。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发扬,一直延伸到当代前沿思潮中,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即是证明。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均处在“语言转向”的不停变动之中。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进程中的三次转向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转向”中向前发展的。从历史的维度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进程中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向。第一次是马克思从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到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肯定并超越的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立。第二次是马克思从对工场手工业中劳动价值关系的考察,到对机器大工业中劳动价值关系的探索的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马克思科技劳动价值论思想的萌发。第三次转向是从对“科技与生产相分离”的“物质生产领域”中劳动价值关系的考察,到对“科技与生产一体化”的现代经济社会与境①中科技劳动价值关系的研究的转向,其标志性成果是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建构。     

试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在中西方哲学碰撞、交融与汇通过程中 ,以胡适和冯友兰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则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 ,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 ;而在本文看来 ,当代中国哲学语言转向的主流 ,也将由语形学转向语用学面向 :即立于“生活世界”来重建中国哲学 ;从“语用学”的向度 ,来重新理解与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与名辩学思想 ;由西方的镜子式的语言回归到感通的语言 ;由单一的概念思维转向“名象交融的思维运作” ,从而建立起形式抽象与生活世界、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和谐统一的新哲学。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论文化力

1、文化研究的四大难题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的文化论争一直延绵不断,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热”。第一次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之际;第二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文化热与社会转型之间几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这是因为,文化讨论,文化论争,决不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而是“理论到什么程度,就现实到什么程度”。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前进的方向如何选择,就需要回顾、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于是便出现全民族的文化热。文化热的核心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新的文化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热”就是社会选择的一种自觉表征。在文化论争中,由于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国人的心态也就不同。在三次大的文化热中,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热是内涵最深刻、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文化论争,纵观三次文化热,特别是第三次文化热,有四个未能很好解决的理论难题,它们构成现代文化研究的前沿性课题。     

晚唐五代时期士人的生活审美——以《花间集》为中心

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大封建王朝,即唐和宋的转折和过渡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对于辨析唐、宋两代审美风格的差异缘由,以及中国美学史的补充和完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该时期创作的文学文本《花间集》为中心,探讨了这一历史阶段士人阶层在审美对象、审美能力、审美色彩和审美趣味四个方面呈现出来的特点,将其概括为由外而内、由粗转精、“金”的凸显和醇酒美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

从 2 0世纪 5 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中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 :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了“中国中心观” ;二是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了“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前者以柯文为代表 ,探讨的是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 ;后者以王国斌为代表 ,探讨的是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事实证明 ,2 0世纪 80年代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 ,对于克服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 ,“中国中心观”并非一劳永逸 ,在这个意义上 ,王国斌 90年代提出“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 ,“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 ,“从今察古”与“由前思后”相并行 ,这样开放的比较史观更具方法论意义 ,必将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化。     

王夫之与工具理性转向

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中“理在事先”说和“理在气先”说,力倡“天下惟器”说,实现了世界观视域中由穷理尽性的价值理性向经世致用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体现了清初儒学重实学的特色。他批判“知先行后”说和“知行合一”说,力倡“行先知后”说,实现了知行观视域中由重知轻行的价值理性向重行的工具理性的转向。他批判“存理灭欲”说,力倡“理寓欲中”说,实现了人性观视域中由存理灭欲的价值理性向理欲和合的工具理性的转向。     

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的兴起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一次重要的转折,"文化转向"是其显著的一个标志。历史学的这一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西方史学主流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自身由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在其他历史学分支领域也出现了由无文化、非文化向注重文化因素、运用文化分析的转向。     

"李约瑟难题"与内圣开出科学

围绕“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分析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是否有历史根据。儒学仁智合一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的“内圣”具有开出和阻抑中国古代科技的双重性。明清之际的实学蕴涵着与近代科技相通的因素,但实学偏重的是外王而非内圣;明清实学流变为以内圣为体、实证为用的乾嘉朴学(经学),中国科技由实学引导的近代转向遭到夭折。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走势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先后经历了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第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第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是从“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迄今为止,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但对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却知之甚少、知之甚浅。近几年来,由于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引发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甚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因此,在前两个转折（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和经济市场化）仍需…     

从卡夫卡到辛格：中国先锋派的转向 ——以马原、苏童、余华为中心

先锋作家由"先锋"写作向平实"叙事"的转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先锋作家"由外国文学抚养成人",他们的转向同样离不开外国文学的背景.因此,这个转向并非纯粹的"回归平淡",也谈不上"完成历史定格",更没有"从西方外来影响下走出来",回到本土文化传统的轨道.先锋作家的新作,并没有偏离从外国文学汲取营养的生命线.在"转向"的背后,更多的是从以前较多地摹仿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技巧,转向了以辛格为代表的创作方向.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先锋派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军人物,马原从"先锋的先锋"变成认同辛格反对现代派的批评家;苏童一度尝试摹仿现代派,但终因回到与辛格相同的平实叙事的轨道而显赫;余华由摹仿卡夫卡一鸣惊人,却因背靠辛格而走向成熟.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中国先锋派作家从卡夫卡到辛格转向的三种类型.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演进形态——以近代自由主义的三份标志性文本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生发展,大致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5月14日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节点,经历了个体发声——同人结社——组织政党三个阶段;而言论形式则经由从学理到理念再到政纲的三部曲,依次出现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20世纪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演进形态;总的趋向是,从思想向行动、从理念向操作、从论政向从政滑动,实践色彩不断增强。其思想演变的基本轨迹是,由市场转向社会与政府,由经济层面的自由转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平等均富,由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对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的"放任主义"转到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的"干涉主义",进而倾向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