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认识论及其评价

重建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是当前中国史学理论界的热点之一.重新审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认识论有助于推进对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讨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认识论阐述了历史认识的对象和本质、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的定义及其关系、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及其真理性等问题.普氏对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发展有贡献,但也存在较大局限.     

论历史认识

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杂志,在其《时代、历史、理论》的代发刊词中指出,战后几十年来,国外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西方的史学理论思想,同哲学思想一样,已经并正在经由研究客体向主体的转变,注意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所知不多,缺乏研究。事实上,西方哲学界对主体、主体认识、主体意识这类课题的研究,是经久不衰的热点。这个特点,明显地影响了西方对史学理论的研究。     

共时性与历时性: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

求真与否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分途,而是共途。西方近代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历时性,核心内容在于探寻历史规律。中国传统史学的典型特征是强调共时性,核心思想在于阐明治乱之道,即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体系。20世纪以降,中国史学革命愈发重视规律,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却愈发轻视规律。历史过程不能脱离时空成为抽象的存在,历史认识同样不能脱离共时性与历时性而抽象存在。将中西史学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特征有机结合,或许有益于史学的未来发展。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法国年鉴派史学在史学认识论上的对话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史学认识论的探讨,兴趣盎然,且成就卓著。但把东西方史学认识论比较研究者极少见。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研究以求教于同行。 本文所及的东方史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史学(马恩列的史学认识),西方史学主要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主体性的发现--德谟克利特认识论思想新解

结合现代西方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和趋势,重新解读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思想.德谟克利特无疑是超前的,因为早在古希腊时期,他就非常强调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表达了认识不单是客体引起的、感觉和思想是身体的变形、认识具有相对性、现象与真实的存在相区分等具有强烈现代气息的思想.     

实践性辩证存在方式与认识的辩证法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以对人的实践存在辩证本性自觉理解为基础的辩证法 ,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途径和方法。应当在以人的实践存在为基础的存在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中理解认识 ,揭示认识的辩证法。近代认识论是体系主义认识论 ,它热衷于建构绝对化、终极化的认识论体系。现代某些西方哲学家在反对体系主义认识论时 ,却又走向主张解构一切理论体系的相对主义极端 ,否认知识和规则的确定性、可靠性。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认识论都以理论脱离生活实践为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强调认识“贯串着实践”和实践“贯串着理论”的品格 ,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揭示了认识主体间的辩证联结 ,克服了局限于语言交流与释义层面理解主体间性的缺陷 ,为不断发现和发展真理开拓道路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评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

<正>本文以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对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状况作初步的分析,着重讨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认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视界,拓宽研究问题的思维空间。 一、历史认识的对象与任务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在批判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其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证主义风靡一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遵循史料第一的原则,让史实自身说话,不妄加猜测、不安作褒贬、不随意概括。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面对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等人权力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之间划清界线,以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蚀。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就是不同的:自然事实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精神;历史事实则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心”。因此,自然科学是从外部去认识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内部去体验、理解对象。     

论后非理性主义认识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并延伸和发展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我们姑且把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非理性内容和具有的非理性倾向叫做后非理性主义。后非理性主义认识论朝着新解释主义、新约定主义、新人文主义、无根主义和流浪主义趋向发展。后非理性主义认识论否定和反对传统哲学的本体、对象和基础,这实质上抽掉认识内容,只从认识形式和主体的活动方式来谈认识。这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足于客观对象,强调认识内容的客观性和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是根本对立的。但后非理性主义认识论从主体维度出发,把认识同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起来,进而探讨了认识中的文化、交往、解释及认同等一系列问题,这又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有启示意义。     

封建制度与游士社会--钱穆史学观初探

文章对钱穆史学思想的价值目标、基本内涵、治学方法作了客观的描述,指出,钱穆的史学研究,反对以西方历史规律剪裁中国历史,主张以中国自身的问题为切入点,方能真切地认识本民族历史真相,进而从中找到救国强国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到本国历史发展的个性特征,强调正是这种特征开启了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与西方历史文化的本质差异.文章还对钱穆史学观的当代价值和启示作出了评价.     

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论

“透过现象看本质”一直被视为认识论的经典思维 ,它预设了一种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范畴的先验性存在 ,认识直接就是主体对客体绝对本质的认识。但是得益于康德现象学认知的马克思历史认识论则一举粉碎了这种认识的直接性 ,提出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认识论命题 :认识主体与客体并非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 ,而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与此相连 ,认识主体与客体是一同作用于人的认知结果的。这就要求一种革命的批判的实践介入其中 ,摒弃认识理性的原子式的个人直观及其虚假优先性 ,以达到一种社会地完成了的历史性认知结果     

关于相对主义思潮影响的思考

西方新史学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但他们理论中包含着相对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大相径庭的。相对主义思潮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影响,在史学、文学史、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可以觉察到。本文就此提出一些看法,希望我们在吸收西方新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对其相对主义的影响保持清醒的认识。     

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的"支援背景"及其范式论析

一般认识论在当代发展的主观化倾向构成了政治认识论研究的支援背景,在西方学术界政治认识论研究呈现出政治科学、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主要范式。政治科学范式以经验科学、经典文本和价值无涉作为政治认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对象和立场;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史学范式在反对哲学化研究方式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研究姿态,它把某种政治观念的历史情境作为政治认识论的主要解读内容,尝试进入到某种政治思想的历史性活动场景中去把握当时的政治思维方式;施特劳斯把政治哲学理解为政治的哲学和哲学的政治的结合,揭示了政治认识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对政治认识论研究三大范式的分析表明西方政治认识论研究在方法、取向和内涵上的不断深化和丰富。     

要重视对史学家主体因素的研究

对人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视,已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普遍现象。近现代以来,西方一些史学家由于意识到历史认识过程中主体(史学家)和客观历史过程之间的矛盾性,从而把研究重心转向主体方面来,对历史学本身的反思已成为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主要趋向。在我国史学界,随着史学变革的进一步加深以及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化,使得历史研究中的主体问题变为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论庄子认识论思想的理论贡献

在中国哲学认识论思想发展史中，庄子曾作过重大贡献。他较为系统地阐明了认识主体的主观性对认识活动的影响，较深入地揭示了认识主体和客体间的内在矛盾，并强调直觉的认识方法。尽管这些思想的立足点是相对主义，但它对古代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对现代认识论的研究也有积极的作用。一、庄子系统阐明了认识主体的主观性对认识活动的影响庄子将认识主体的主观性称为“成心”。庄子指出：由于认识主体在社会地位、阶级归属、生理特征、活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主体各自的主观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们各自具有的一定的立场、观点、方…     

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因而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接触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正因为如此,能否认识历史以及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似乎成了现代历史哲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然而,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已经为我们走出这一理论迷宫,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思路。本文拟就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论认识氛围的生成和演变

认识的宏观社会文化机制问题是现代认识论的新的生长点,加强对认识的宏观社会文化机制的研究是认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把“氛围”引入认识论的理论体系,提出“认识氛围”这一新范畴,并就认识氛围的生成和演变进行初步探讨。本质:何为认识氛围认识氛围,是认识主体周围的社会气氛,是认识主体所处的认知社会形态,是认识系统周围的与认识活动有直接关系的那部分社会因素的总和。这是从内涵与外延相统一的角度对认识氛围进行界说的。从内涵方面看,认识主体所处的认知社会形态就是认识氛围。要理解     

认识创造性初探

和以往一切认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它首先承认客体对于主体认识的制约性,但同时又特别强调主体的能动方面,强调人对于自然、社会的改造,强调人的认识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强调应该从主体的能动性方面来理解实践活动。因此,认识创造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