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论“封建”的内涵

“封建”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一种政体。“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先秦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制的“封建”王国，政体是等级式贵族专制；从秦到清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帝国，政体是皇帝独裁专制，而春秋战国就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士人风骨”在江南园林植物造景中的表现

阐述了“士阶层”在历史变迁中传承下来的精神内涵——“士人风骨”以及“士阶层”与江南园林之间的渊源.通过分析“士阶层”的精神内涵对于江南园林植物造景方式的具体影响,研究与士人有关的江南园林在植物造景方面的独到处理手法.与现代的居住区环境造景手法相对应,并且分析了历史建筑环境修复案例,阐明了“士人风骨”在当代环境设计中的深远影响.     

释“朕”

作为第一人称代“朕”字从先秦时期为全民所有,到成为皇帝的专称,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与“朕”字本身和先秦历史有关,而“朕”的本义,长期无详实记载,因从汉字形、音、义三者相结合的角度全面考察.     

论道家学说与先秦士人心态之关系

道家学说与儒学都是先秦士人心态的话语显现。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先秦士人心理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恐惧、忧虑、危机感等情绪构成的“基本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与老庄之学都是这种基本焦虑的派生物,因而它们也是这种心理症侯截然相反的两种治疗方式。     

“明德”小考

“明德”一词由来已久,由出土文献至传世文献可以考见其在先秦时期的源流演变.“明德”在先秦时期可归纳为四个义项（1）光明之德;（2）德才兼备之人;（3）勉力于德政、以德教人;（4）彰显美德.其中“光明之德”为其原始义.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汉代“孝”观念的传播及其意义

孝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被当作是立身立国的根本。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以孝治天下”的封建帝国。自汉以后，孝道成为家族、国家专制统治的支柱，成为有类于狂热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神圣信条。     

“必也正名乎”详解

“必也正名乎”是阐述卫君辙与崩刂聩谁该当国君的问题。所谓“正名”,是确立崩刂聩卫国合法继承人的名分而贬刺卫君辙。《谷梁传》与《公羊传》对于卫国立辙为君的阐释,大乖孔子经义。孔子“正名”思想可以用于政治实践。“正名”来源于礼制的崩坏,其原义是政治思想,但后来被孔子转移入《春秋》成为一种著述原则和文化精神,再渗透入士人的心灵而成为儒家标志性的人格力量。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概念分析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探索民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也是梁启超研究宪政中国化的标志性文本。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前三章,分别对“制”、“专制”、“开明专制”予以了概念界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整个“开明专制论”理论体系的严密完整,在概念上的细致入微,更反映出梁启超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所以说,开明专制的概念分析不仅鲜明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渐进改良的哲学基础,也折射出“开明专制论”作为宪政中国化理论,其理论本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理论。     

论晚明士人的“尊女”观

晚明士人“尊女”观集中体现为李贽“男女平等”说和士人“女胜于男”说。两者在其构建路径上都存在挖掘女强典范来对比男弱的思维取向。士人“女胜于男”说旨在彰显女性崇高的道德和行为,有从两性道德向日常生活层面拓展的过程,也是明代士人“尊女”观影响逐步加深的表现。李贽“男女平等”说是明代士人“尊女”观走向伦理纲常对立面的结果,亦反映出明代国家与社会思想领域动态统一被打破,社会思想独立性的凸显。对李贽“男女平等”说既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发展去过誉和捧杀,也不能过于强调封建社会的本质而忽视其进步性。     

先秦寓言的心理学透视

寓言首先是基于“有用”的心理需要而产生的。我国的先秦寓言说明士人在心理上重视搜集民间故事,这些寓言反映了记录者的心理感受与思维。士人们借助寓言故事而论辩成功,这使他们在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并充满荣誉感,也使接受者进入轻松信任的心理状态。同时,先秦寓言也记载了很多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故事。     

汉代“论”体的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论"作为一种文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很成熟了,诸子百家之书,除了《论语》《老子》等少数几部之外,大部分都可归为"论"体。但是先秦时期以"论"为名的篇籍却很少,关于"论"的文体观念也只是萌芽而已。西汉前期经学尚未大兴时,承先秦余绪,论体著述颇为可观,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直至西汉后期,论体著述屈指可数。而在两汉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导致部分士人思想家与作为主流的经学话语出现疏离,于是以论为体、以论为名的著述有所增加;同时,关于"论"的文体意识也空前地鲜明起来。到了东汉后期直至曹魏时期,随着经学的衰微、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论体著述就大量涌现了。"论"这一文体及文体观念的演变,与士人阶层身份意识、精神旨趣的变化息息相关,表征着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韩非的“刑赏”思想试说

<正>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的“刑赏”思想贯串着他的全部著作,是韩非法治学说的核心.这种思想不仅对于推动、巩固、维系我国自秦以来的封建大帝国的统一起了强大的舆论作用,同时也在比较完备的意义上为我国封建法制的创立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研究这一份思想遗产,对于我们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制仍然有借鉴作用.     

从文化人格看古代士人政治困境的形成及其解脱——以张九龄罢相为中心

“为王者师”,即在专制等级秩序的范围内借助王权以弘道,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优秀士人之基本追求。然而,张九龄罢相事件表明,这种希望以“王者师”的身份弘扬和实践“道”的理想,恰恰是导致士人政治困境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部分既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又不愿退出官场的士人而言,应对困境的策略,是以“心隐”的方式保持个人内在人格的相对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