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三国历史的诗意化——唐代咏三国诗与士人心态

唐代咏三国诗是中国咏史诗中的奇葩 ,也是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一环 ,其中寓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 ,从中可透视有唐一代士人群体的时代文化心态。士人们以三国英雄为楷模 ,将其人生理想寄寓其中 ,强烈地表达出他们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对君臣遇合的企盼 ,对时势命运的叹惋等深层心理。唐代咏三国诗中所蕴涵的君臣观、贤才观、英雄观、历史观、人生价值观等文化观念 ,对后代士人的心态及三国题材的创作 ,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进退辞受间的优雅与沉重——宋元之交的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

南宋后期朝政腐败导致士风萎靡,士人们在国亡之际分道扬镳,有坚持气节者、隐遁不仕者,也有热衷于谋求新朝官职者.在各自不同的选择中,各有各的从容与优雅,各有各的沉重与痛楚.他们的创作既是士人心态的缩影,又是时代陵谷变迁的折射.     

论宋末诗人林景熙的遗民心态

以宋末诗人林景熙的诗文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林景熙作为一个朝代遗民的特殊心态进行剖析。认为其内心充满了孤独与失落、悲愤与忧患、愧疚与苦闷,交织着爱国激情与忧患意识,表现出决不屈辱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反映了南宋遗民群体的普遍心理现实,更揭示出宋元之交这个特殊时代士人的社会生存状态。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既仕慕隐--从《答何邵二首》看张华后期仕宦心态

世风、士风及社会思潮都是影响士人心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张华是西晋时期由庶族而致位通显的名士典型.<答何邵二首>作于晚年,其中有较多真情实感的流露.通过对这两首诗的解读有助于揭示西晋士人心态的发展变化历程即从建功立业的济世豪情到既仕慕隐的彷徨心态,最终进入朝隐的消极状态.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欧阳修词与政治心态的内在转向

欧阳修《采桑子》词十三首为描摹风物之名篇,考其与《玉楼春》、《夜行船》等歌词以及诗文创作的内在关联,词人的政治心态自洛阳而夷陵而颍州的内在转向之历程可获掘发;由此历史心理切入考证《朝中措》送刘敞词,个人豪兴发舒之外,更与友朋之间唱和诗有婉转勾连的关系;进而考察欧阳修参与的《明妃曲》唱和活动,则心态内转又与当日士大夫政治分野密切相关。     

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

东汉中后期名士郭泰生命历程经历了三次转折,总趋势是由积极入世转向避世.他以其不仕不隐的独特风姿享有盛名.其行为缘于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而士群对其行为持理解和赞赏态度,反映了艰难生存处境下士人的矛盾心态.后世对郭泰毁誉不一,表明不同时期士人在道义感和生命意识间取向相异,它所揭示的是儒家人格在中国士人心态史上的流变.     

宋代书目中的宋赋研究

赋是一种兼有韵文和骈文特色的文体,宋代赋的创作很兴盛。此外,古代的书目里赋不是单收在集部中的。以宋代书目中著录的赋为研究案例,讨论宋代赋的创作和古代书目赋著录的情况。发现宋赋的题材扩大体现了宋代各类学科各种知识的交叉影响,为我们展示了宋人文学创作的一幅画卷。     

"歌曲译配"与"歌曲翻译"辨

"歌曲译配"与"歌曲翻译"是一对易混的词,目前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尚缺乏严格界定与辨析.其实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歌曲翻译"是通称,而"歌曲译配"是专称;"歌曲译配"的内涵在于翻译歌词,并使之配上原曲.     

在宋词中行吟的宋玉——宋词人的"宋玉情结"析论

有宋一代的词人于宋玉可谓情有独钟,在《全宋词》中屡有提及,且多引用化用其辞赋之作。本文通过对《全宋词》中关涉宋玉的词作进行检索、整理和分析,力图挖掘宋人笔墨何以屡屡指向宋玉的深层原因,并以之窥测宋玉其人其文作用于宋词而产生的文学影响。     

北宋宋构宋京父子墓志偶识

北宋宋构宋京父子是四川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但现存有关文献的记载阙略 ,此次墓志的发掘 ,弥补了史料典籍的不足 ,并加深了对宋代四川文化史乃至文学、史学方面的研究     

夜莺之歌

济慈诗歌的走向恰似一个矛盾的组合,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一面是直觉与想象的迷狂,另一面是理智的顿悟和伸张。所以,他总是处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他善于制造各种对立而不作解答,给读者留下巨大的审美和想象的空间,这在《夜莺颂》和《忧郁颂》中尤为明显。在这两首诗中,济慈一反闲适、平和与宁静的常态,以其强烈的移情向我们展示了他迅疾狂迷的另一面。     

夜莺之歌

济慈诗歌的走向恰似一个矛盾的组合,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一面是直觉与想象的迷狂,另一面是理智的顿悟和伸张。所以,他总是处在半醉半醒的状态。他善于制造各种对立而不作解答,给读者留下巨大的审美和想象的空间,这在《夜莺颂》和《忧郁颂》中尤为明显。在这两首诗中,济慈一反闲适、平和与宁静的常态,以其强烈的情移向我们展示了他迅疾狂迷的另一面。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霍格沃茨的毕业歌

夏天是唱毕业歌的季节,这是麻瓜们的毕业季,也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毕业季。在电影、畅销书、流行文化的混战中,波特家的男孩凭借他的魔法力量,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宋代绘画的“解剖学”——从艺术史角度解读宋代都市与社会

学术研究强调使用多样性的资料来探讨过往的历史。但是,使用视觉资料(尤其是绘画资料)的历史研究比较罕见。相较文字资料而言,绘画资料可以更加直接地传达当时的社会情景。反映北宋晚期都市与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图卷,在2012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被展出,受到日本新闻媒体与广大民众的热情关注。日本学者尝试利用绘画、壁画、雕刻等图像资料,解读宋代都市、社会及其变迁,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根据黄河周边卫南县出土的石刻资料,可以反映开封城外地方商业活动的活跃,可能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原型。     

对宋以后关于南宋院画批评的辨析

南宋院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极其特殊,在这个时期中国绘画的技术达到了成熟阶段,但后世对于南宋院画的评价颇显偏颇。后世文人画家把南宋院画划入北宗的语境之中,甚至因画院画家的群体身份和部分风格对南宋院画的风格进行批判。这种态度一直在宋以后的绘画史中出现,甚至影响到现代早期的中国绘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