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共天下"政治格局探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 ,君与臣共天下的情况 ,是不多见的 ,即或出现也为时短暂。唯有东晋百年间始终是君与臣共天下。东晋这种君臣关系上的平衡状态的形成和几乎牢不可破 ,显然是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 ,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它稳定了东晋的半壁江山 ,促进了东晋的安定与繁荣     

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

天下不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方法论,可以用于分析世界政治。2017年,塞尔瓦托·巴博纳斯(Salvatore Babones)出版的《美式天下》一书以天下为方法论分析了当今世界政治问题,他同意未来世界应该是一个天下体系,但存在着"美式天下"与"中式天下"的竞争,他相信"美式天下"将胜过"中式天下"。文章回应了巴博纳斯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了天下概念的要义。文章认为,美国体系几乎不可能转化为一个天下体系,因为美国体系的原则是单边主义的帝国主义,同时以个体理性为其方法论,这与天下概念的要义正好相反。天下概念的基础原则是共在的存在论和关系理性。考虑到未来世界的技术条件前景,只有关系理性和共在方式才适合万物互联的未来技术,所以未来的天下体系只能以关系理性和共在理论为基础。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先秦两汉空间观与权力的空间化——从“空”、“宇”、“天”的语义演变到“天下”观念的构建

考察"空"、"宇"、"天"等与传统中国空间观念密切相关的汉字在先秦时期的造字本义和语义演变以及先秦两汉关于"天"及"天下"的观念建构,可以发现,先秦两汉空间观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具象实践到抽象理论再到权力表征的发展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秩序逐渐被纳入空间认知中,空间秩序、空间关系逐渐成为权力的表征,尤其自秦汉始,权力的空间化不仅体现为帝制中国的疆域扩张,亦表现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秩序,并深刻影响了艺术创作尤其是传统文学、绘画艺术的基本内容、表现方式乃至审美批评。     

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是无边界的,这只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实际上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边界观念和边界实践。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应该是有天下表达和边界实践两个维度,"天下"表达是一种开放性的、模糊化的表达,它以"天下共主"的姿态,表明对世界统治的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达;在具体实践上,中国古代是以边界的清晰化为旨归的,大体可以分为清晰的边界和中间地带两种类型。表达是一回事("天下"表达的模糊化),实践是一回事(边界实践的清晰化),两者结合又是另一回事(统一于"大一统"诉求)。"天下"的模糊化表达与边界的清晰化实践形成了抱合力,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即既此且彼,灵活把握,一切以利于统治为目的,这种智慧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哲学王”的失落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

本文勾画从传统哲学理性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历史脉络，阐释“哲学王”观念的消解、失落及其后现代主义文化演进、发展，指出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没有“王”的时代，一个思想的新纪元正向我们走来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精神契合与文化认同——论新城“二王”与眉山“二苏”

王士禄与王士禛兄弟弱冠以甲科登第,并称"二王",由于家世、经历及文学才华而被时人比作眉山"二苏"。在清初特殊的家族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二王"自觉追仿"二苏",表现在"磨勘之狱"与"二苏"精神上的契合,和蜀冈禅智寺唱和中文化上的认同。"二王"因此度过仕途的困厄,得到江南文人的认可与推重。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以来政治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自春秋以降,周代宗统与君统混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君统”与“宗统”合一的伦理政治体制及宗族系统与政治体制二元分立的态势,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将孝道伦理直接纳入到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确立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单纯尚法为治的统治策略,并开始了“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秦王朝重视孝道,但其对孝道的推行有别于儒家。     

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晋、宋易代与琅琊王氏政治--兼论王、谢二族之政治矛盾

晋宋之政治更迭给东晋以来诸如琅琊王氏这样的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新朝政权对这些旧的士族政治群体在权利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门阀政治的逐步崩解,以往士族成员之从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入宋的琅琊王氏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仍然受到朝廷之重视,但他们的参政不仅受到皇权政治的严格限制,而且其本人参与朝廷政治的信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处于易代政治之际的琅琊王氏成员的这种政治得失,以及由此给家庭成员乃至朝廷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外,王、谢二族对待桓温逆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因这种不同政治取向所产生的矛盾,亦可看出以往相对独立的士族政治,而此时必须借助于皇权政治的影响方能彼此展开争斗的现实.     

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

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理论一直是诗学界颇有争论的议题。本文打算从魏晋情怀入手,由人及诗,对渔洋本人及其创作、主张进行一番重新的审视,以求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愤世嫉俗的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渔洋的早期,由于时代的关系,这种精神包裹得很紧,要寻其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我们姑且从他自号阮亭谈起。士取号渔洋在顺治十八年,此已见于《自撰年谱》(《入吴集自序》也提及),而何时号阮亭,不见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士自号阮亭要比号渔洋来得早。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诗人集秋柳诗社,赋有《秋柳四章》,一时和者颇众,他的表兄、至友徐夜…     

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

晋代的政治环境既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及其地位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元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地位决定晋代史家的历史认识,政治环境决定晋代史家思考历史的立场与角度,政治得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将晋代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特色。     

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有为与无为之争,是汉晋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三个方面加以说明:一,王充以黄老为先导,以"疾虚妄"为宗旨,以天道自然无为为思想武器,对汉代谶纬之学的种种神秘附加施以总攻击,以期返回到"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本来面目.二,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的斗争.郭象在贵无与崇有基础上实现了两者的调和:身在魏阙之上,心在山林之中;游外以弘内,齐一而逍遥.一切皆自然,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必然的就是当然的.无为哲学可以起到"有为"的作用.三,东晋时鲍敬言与葛洪关于有君无君的辩论.这场政治理论交锋,反映了当时君主骄奢淫逸,大量靡费社会财富;官吏加收赋税,百姓不堪重负的社会现实.无君论幻想至德之世,实际上是表达对当时政治的不满.葛洪对它的反击,发抒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观点.     

王羲之父子书贴中的魏晋习俗语词

王羲之父子书帖是晋代书帖的代表作，其中融入了大量的魏晋习俗用语，口语化程度高于同时期的其它作品，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宝贵材料。但迄今未见有较全面的注译和研究。本文选取王氏父子书帖中四十多个时代习用语词进行诠释，援引书帖及同时期作品例证，并略析源流，说明词语的时代性特点，为汉语词汇史提供一些语料，并与书帖爱好者共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