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古微》对三家《诗》四始说的发明

<诗古微>以发明三家<诗>微言大义为宗旨,认为三家<诗>微言大义的核心是四始说,为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遭礼崩乐坏之后,由孔子所最终确定.二南不是以周公、召公为分判,而是周公所定四始说的体现,主文王,以正夫妇之道为义.四始说的实质是儒学传统的夫妇君臣父子的伦常大义,也具有<公羊>学三统循环说的意义.     

《诗经》"3+1"结构探析

《诗经》属于"3+1"结构的共有4首,且其中两首前人多有疑为"错简".通过对《诗经》结构及其成因的分析,"3+1"的结构并非"错简",当为"诗中有诗"现象,"3+1"结构其实是"诗+乱"的形式.     

论《诗大序》与郑玄之风雅正变说

风雅正变说作为《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自《诗大序>论及变风变雅后,东汉郑玄加以继承发挥,提出风 雅正经的概念,并把风雅的正、变与周朝的盛衰世次相对应起来,使风雅正变有了明确的界定标准而自成一套系统。《诗大序> 与郑玄的风雅正变说对《诗经 >的划分具有系统性,其盛世多颂美之作,衰世多怨刺之作的理论能更好的发挥《诗经 >政治教化 作用,因而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然而毛郑之说有一定的缺陷,《诗大序>对于周王朝时代盛衰及正变与诗篇内容美刺的模糊 表达,容易引起误解;郑玄对于盛衰时代划分的缺陷,也容易引起后世学者的疑虑与批驳。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子夏家学与《诗大序》——子夏作《诗大序》说补证

《诗大序》旧传为子夏所作。唐宋以降,异说蜂起。自20世纪疑古派兴起,“子夏说”几乎被彻底否定,更多的学者认为《诗大序》出自汉儒,国内高校通行的文学批评史教材,也多把《诗大序》认作是汉代之作而加以论述。论者多认为《诗序》是《毛诗》学者杂采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乐记》、《孟子》等遗文,附会旧说,拼凑而成。但有事实证明,《毛诗》的编撰者,并没有见到《左传》与《乐记》,也未必见过《孟子》。史籍中并无坚证可否定子夏作序说。而《诗大序》自身,却以其对诗歌独到的神秘性感悟与体验,证实着卜氏后人子夏作序的最大可能性。     

朱熹《诗序辨说》试论

朱熹《诗序辨说》在《诗序》作者问题上一方面肯定汉代毛公之前已有很久的流传,一方面又说《诗序》起初出于汉儒之手、乃后人所为,显然自相矛盾。这是因为他既要破除《诗序》的权威,论证其不可信;同时又认为《序》亦不可全废。朱熹虽不一概否定《诗序》,但其疑《序》反《序》的倾向却是十分明显。《诗序辨说》分别从妄生美刺、望文生义、《诗经》的使用场合、《诗序》本身逻辑矛盾以及一些训诂和文字方面的错误等几个方面辩驳了《诗序》之失。同时朱熹的《诗序辨说》又体现出了有破有立的特点,对男女之地位、君臣之关系以及《诗经》中涉及情爱之诗都有很好的论述。     

《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的渊源关系

汉代的诗学,基本上是《诗经》学,而《毛诗序》就是汉代《诗》学的纲领与津梁。“温柔敦厚”的“《诗》教”与《毛诗序》融合以后,“四始”、“六义”,“美刺”、“比兴”,“风雅正变”,“吟咏情性”,“发乎情,止乎礼义”,“温柔敦厚”等重要的诗学范畴,形成了汉代《诗》学的体系,并对汉以后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心雕龙》与汉代《诗》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刘勰的诗乐观与《乐记》和《汉书·礼乐志》的关系紧密。受《毛诗序》的影响,刘勰弘扬了“四始”、“六义”。在美刺比兴方面,刘勰发展了《毛诗序》及汉儒各家对比兴的解释。另外,《文心雕龙》还继承和发展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马尔多罗之歌》中的寓意问题

法国著名诗人洛特雷亚蒙的作品《马尔多罗之歌》的体裁归属问题 ,一直是西方文学批评界争论的焦点 ,但若从西方修辞学中的寓意入手分析 ,则可发现 :这部表面上以叙事诗形式出现的作品除了可以被当作诗体小说、诗体散文、散文诗等来阅读之外 ,它还可以被当作不同于传统的拉封丹式的寓言诗和试图重写人类和宇宙起源的神话故事 ,从而也能进一步证明《马尔多罗之歌》的不可归类性和它既排斥又生成一切文学形式的特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浅谈《诗经》"薄"字注释的共通性

在<诗经>中,"薄"字句多次出现,但向来注释各异,不曾有过的诂.我们通过对<诗经>的"薄"字句式的全面考察,并参考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闻一多、高亨注释较为精确薄与"迫"通,可训为"赶快,立即,马上"之义.而<方言>由于其为训诂专著,释义概括精炼,其所释"薄,勉也"正是闻一多先生以及高亨先生的立足点.     

“郑声淫”意义阐释

《诗经》不仅反映了当时“饥者”之苦、“劳者”之辛,还反映了“爱者”之情。从《郑风》之诗、“郑声”之谓、“郑声”之“淫”三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一为孔子所言“郑声淫”意在“声之过中”而与淫乱无涉,一为“郑声”的抒情指向实属“爱者歌其情”。从中或可意会孔子重礼亦重情的论诗思想。     

论《周易》的危险管理理论

一般认为 ,危险管理理论源于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其实 ,我国的殷周时期就已形成危险管理理论。文章依据《周易》的卦象爻辞 ,论证、分析了《周易》涉及的危险管理的内涵、特征、成因及治理举措 ,证实其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系统的危险管理理论     

毛奇龄《诗经》辨伪述略

辨伪是毛奇龄《诗经》研究中较有特色和成就、价值较高的部分,考辩作品多,涉及内容广,论据丰富,论证深入,且少有其他作品中习见的粗疏、谩骂风气,并形成了独特的辨伪范式,具有鲜明的体式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诗经》学史上具有一定成就与影响。     

《诗经》的音响世界

"诗富于声"是《诗经》的重要艺术特征.《诗经》音响的形态有自然之声、生活之声、音乐之声;其音响意象由于"比兴"手法而具有怀人、相会、求偶、礼贤、出嫁、归宁等话语蕴藉.《诗经》的繁复音响肇端于西周春秋时代隆盛的礼乐文化和人们表现生命体验时的模仿冲动,其音响赋予了《诗经》绘形绘声的意象美、时空合一的动态美、复沓回环的节奏美.     

风诗与诗教--论风诗由民间叙事向官方叙事的转化

不同于单纯接受风诗为诗教的重要内容的观点 ,通过对风诗走上伦理道德路途的原因作思维方式、文化制度上的详尽分析 ,认为风诗由民间流入上层社会的礼乐文化圈 ,一种原始思维左右了人们的解读方式 ,另外 ,礼乐文化中的德治思想使风诗融入大传统成为必然 ,而“以声为用”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条件     

《诗经》祭祀诗中的祭品

祭祀是先秦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 ,《诗经》中有许多写祭祀的诗篇。在《诗经》的祭祀诗中 ,当时的人们在充满虔敬的心情中 ,把酒醴、牛羊、植物等祭品奉献给上帝和先祖 ,期盼着他们降下福禄。祭品的不同 ,不仅反映了不同部族的生活习俗 ,传达了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意义 ,并暗示了礼的起源。剖析这些献给神灵的祭品 ,为解读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生活习俗提供了许多例证 ,能深入到民族原始心理的深层 ,站到《诗经》的时代去理解《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