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重庆木刻运动的特征及其进步性

重庆美术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为活跃、成绩最为突出的是木刻.抗战时期的重庆木刻版画作为抗战时期重庆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著的特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谱写了重要的一页.以著名版画家王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木刻版画艺术家聚集重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木刻艺术作为武器,创作了大量鼓舞人民抗战的作品.他们的革命战斗精神和他们开拓出来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为后来的美术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份珍贵遗产.     

抗战时期重庆宣传画的历史语境、表现形式及艺术特征

抗战爆发后,内迁到重庆的广大艺术院校师生和美术工作者创作了大量抗战主题宣传画,主要包括简易直白的木刻版画、幽默机智的漫画,这些作品以选题的战时性、艺术语言的战斗性和作品刊发传播的战地性展现出直观夸张的表现力、生动通俗的叙事性和对妇女儿童等全民抗战的感召力,成为揭示日军暴行、鼓舞民众团结抗战、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思想武器。通过战时重庆宣传画研究可直观地感受到战时的美术工作者等艺术界人士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深厚的民族大义,及其执着的艺术精神。     

论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创作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这批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延安木刻家及其作品,除了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外,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延安木刻版画艺术在民族特色方面的执著追求。延安木刻家们将西方木刻"拿来"时,"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鲁迅语),走出一条别开生面的木刻版画创作新路。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对新中国美术产生过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确有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外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外文化交流是有组织的全国规模的交流,是相互影响的双向互动的交流,是全方位的交流。抗战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实质是中国的抗战文化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过程。     

略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特点

抗战时期 ,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学中心。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具有战斗性、大众化、广泛性、辐射性、高水准等主要特点 ,这些特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充分显示了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空前繁荣。     

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散文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民政府的迁渝,原北平、上海等地的作家和文学期刊纷纷南下、西迁,汇萃渝州.其中,一大批散文作家在整个抗战期间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无一不沐浴着抗战的烽火.它们或再现抗战生活,或替人民摇旗呐喊,构成了大后方抗战散文宏伟的历史画卷.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群英汇聚、文化交融。众多音乐文化团体、音乐院校、民间音乐组织等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成立,并积极开展文艺抗战活动和“音乐外交”活动,特殊的时代,赋予音乐这门艺术救亡图存的时〖JP2〗代使命。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下,音乐成为连接中外沟通的桥梁,跨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实现了精神文化上的共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不仅对团结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日后音乐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漫谈黑白木刻与丝网版画的差异性

黑白木刻与丝网版画由于自身表现技法的不同,因此具有各自的特点。黑白木刻的美感体现在它的刀法、木质、印痕上,而丝网版画则更侧重于色彩和肌理制作。两者在版画的共性中又各具特色。     

烽火丹青 光华永驻——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

中国近代木刻艺术的发展,得益于鲁迅先生引进和推介西方的版画艺术。上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木刻版画创作风靡全国。1938年到延安后负责编辑《前线画报》,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部主任的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中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取得过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研究结果相去甚远.其原因固然有研究资料的局限,研究视角、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对重庆大轰炸若干基本问题的范畴没有进行过认真严肃的界定.为此,笔者以历史档案为基础,以"重庆大轰炸"概念的界定为核心,对重庆大轰炸的阶段划分、重庆大轰炸造成的损害及其特点、重庆大轰炸的影响,以及关于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意义等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见解.     

抗战时期重庆的婚姻问题初探

婚姻与家庭问题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社会变动时期更易成为社会的焦点之一.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战争所导致的社会变动,也引发了人们对婚姻与家庭在观念、态度、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这种变动的原因、现象与社会影响,以勾勒战时重庆婚姻的大致轮廓.     

重庆雾与中国抗战文学

雾原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域自然现象,成为战时作家们最受青睐的意象.对于雾,作家们有欣赏它保障生命安全的一面,也有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戏剧和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厌恶雾对人的压抑,并上升到雾和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象征关联.对于雾这一意象的全方位分析,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文学与重庆政治中心地位及地域文化复杂性关系的把握.     

木刻与中国抗战宣传: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外木刻艺术交流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较,木刻具有诸如绘画等艺术形式所没有的视觉冲击力,这恰好为中国军民抗战精神以及事实的反映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表现形式,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抗战宣传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为了使世界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抗战的现实境况及中国人民顽强不息的抗战精神,激励和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一致,在鲁迅的大力倡导下,中外各国尤其是与苏联展开了积极且颇有成效的木刻艺术交流.     

抗战时期陪都滑竿的作用与影响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量人口内迁陪都重庆,对交通工具的需求和发展提出了巨大考验,一种极具山城特色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风靡一时。分析研究滑竿盛行陪都的原因,对陪都人民抗战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民间文化和旅居重庆艺术家作品里留存,滑竿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宝丰公司与战时重庆猪鬃业

宝丰公司是抗战时期成立的一家专营猪鬃加工的企业.全面抗战爆发后,猪鬃在国际市场上供不应求.康心如基于多种考虑,于1940年5月成立了宝丰公司.宝丰公司采用股份制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完整的组织机构,颁布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建立了面向西南的猪鬃收购网络,加强了猪鬃管理;通过向银行贷款拓宽了资金的渠道.宝丰公司的成立推动了战时猪鬃加工的转变,促进了重庆猪鬃业的兴盛,为换取抗战物资作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抗战时期重庆话剧繁荣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中心,话剧演出空前繁荣,且广泛普及,把重庆话剧运动推向了巅峰。重庆话剧的兴盛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要包括：重庆特殊的陪都地位、爱国民族精神的时代感召力、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复杂的斗争形势等。     

抗战时期重庆传媒与诗坛新秀

抗战时期重庆传媒界十分重视发表青年诗歌爱好者的作品,并把培育诗坛新人当作一个重要职责.高兰、沙鸥、七月诗人群、复旦校园诗人群等在这里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诗坛新秀的大量涌现也给报刊杂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山城蔚为壮观的朗诵诗、方言诗竞写潮,粗犷奔放的审美取向等都与传媒的积极参与和对于新秀的着力推举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