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起到终极: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

从法治观念的源起到法治实践的终极价值旨向,人类一刻也未曾离开过自由理想的支撑。法治自由价值核心地位的理论证成依赖于四个基本要素:人的自由精神、法律、自由权利和人类的终极理想。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人的自由精神是其产生的动力之源,法律通过制度形式确认人的自由理想,是自由现实化的基本途径,以法律为载体的人的自由权利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在终极意义上法治追求人的自由和谐与全面的发展。在法治的价值序列中,自由既是法治的元价值,也是最高层次的价值,其他价值从属于自由价值。     

洛克政治合法性理论初探

洛克的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发展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政治合法性源于民众同意。政府的公共权力源于人民在订立社会契约时的委托式授权,公共权力政治合法性的根源在于民众自愿的结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政治合法性奠基于保护权利。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是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不可侵犯,保护个体权利尤其是保护财产权是公共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统治者也是缔约方,其统治合法性的维持依赖于对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有效保护;政治合法性依赖于分权制衡。理想的政体形式是国家权力的各部分相互制约的政治共同体,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但立法权本身也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契约自由、“契约自由权”与契约权利——一个私权逻辑理论视角的分析

按照分析法学的私权逻辑理论,契约自由并非权利,而是派生权利的契约关系的元形式,是民事主体之间“无权利—无义务”的关系状态,其实质就是没有法律限制。将契约自由混同于“契约自由权”对于契约权利本身的设定并无实际意义,反会成为立法者或裁判者滥用其意志侵害意思自治的借口。作为契约权利的元形式,契约自由决定了契约权利的本质必然为约定性权利,但也决定着契约权利只能具有相对性。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论析

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真实自由"或"实质自由",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可行能力".他以"人类可行能力"视角分析经济增长,强调"人不仅是生产的手段,而且是其目的".他强调自由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是基于"评价性"与"实效性"的原因和理由.作为"可行能力"的实质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同时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工具性价值.他将自由区分为"过程"和"机会"两个方面,指出"过程"和"机会"都具有重要性,因此,要避免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适当的过程上,或适当的机会上.阿马蒂亚·森的思想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企业的起源与企业自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自由、私有财产权和道德法律基础是相互依赖、彼此共存共荣的关系,而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的经济自由有利于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利于企业的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是以内部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企业得以产生及其演进的根源所在.现代企业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家把原来属于市场的功能内部化了,但是这种内部化是服从于企业的生产功能的,在与政府权利边界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包括经济自由),总是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经济疆域,削蚀、稀释政府的经济规制强度及其领域.企业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经济扩张,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凌驾于政府的经济规制之上,企业享有的经济自由总是相对的,企业在享有经济自由的同时,仍然受制于"看得见的手"的约束.     

论西方经济自由主义中自由与平等的虚假对立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推崇自由的实质在于主张对自由进行平等分配，但是其将自由与平等割裂，认为存在独立于平等的经济自由权利，甚至可以为了自由牺牲平等，造成了二者的虚假对立。德沃金反对将自由与平等视为相互独立的传统观念，认为应该区分禀赋与志向，真正的平等要求在禀赋方面做到平等，同时尊重人们的志向，即“钝于禀赋、敏于志向”。经济自由主义只要求平等的自由，而任由禀赋影响人们的命运，这种“敏于禀赋”的主张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意义在于使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政府有义务平等关切每人是否过上美好生活；平等不能靠机械平分财富来实现，必须赋予人们充分的经济自由才能实现资源平等。可见，自由与平等并不冲突，自由是平等的本质组成部分。     

权利、权力、自由及其代价——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权利、权力、自由是三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利要确保得到履行离不开政府有效地行使权力,而政府行使权力又可能干涉个人的自由;同时,政府行使权力需要财政支持,而财政来源于纳税人的税收。纳税人通过向政府缴税,使政府具有权力保护选民(纳税人)的权利得以履行,从而在选民(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从选民的角度,要获得权利、保护权利需要缴纳税收,即权利的成本;政府要获得权力、维持权力需要财政支出,即权力的代价;要获得自由则会牺牲财富,即自由的代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以权利的良好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的,这需要政府的良好治理。     

人的自由本质及其现实化过程——重温马克思的自由观和“自由王国”理论

马克思的自由理论从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的意义上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同时又指出人的自由本质是一个不断现实化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但绝不是人的自由与平等的终极阶段或终极形式。但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发展必然会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即"自由王国"的产生创造条件和可能性。在"自由王国"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大大缩短人们的直接劳动时间而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使人们能够在自由时间中从事体现人的自由本质和能力的活动。     

论人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

西方启蒙精神颠覆了古代人的自由观，将对自然和城邦的义务性自由转变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这一现代性的自由权利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丰盛物质财富的同时，制造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超越工业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需要新建一种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用以限制权利性自由对自然的滥用。对自然的义务性自由生成于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本体论，其实现形式是看护自然的存在真理。看护自然与看护自我是统一的，但看护自然优先于看护自我，唯有先行看护自然才能真正做到看护自我。     

重塑当代中国人自由观念的三个着力点

当代中国人自由观念存在三个主要偏颇:或者把自由更多地理解为一种"内心的自由",由此回避或逃避各种亟须改变的实践困境和现实问题;或者把自由更多地理解为一种"任性的自由",由此秉持或奉行无规则、潜规则等"无政府主义"处世方式;或者把自由更多地理解为一种"竞技的自由",由此无视或认肯社会不平等或不公正现象的滋生蔓延。定在的自由、规则的自由、平等的自由,是重塑当代中国人自由观念的三个着力点。定在的自由意味着权利、机会与能力的统一,规则的自由意味着能动、秩序与自律的统一,平等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种自由与类自由的统一。     

追求绝对自由:犯罪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根源

自由有绝对性的一面,但自由的绝对性和绝对自由不是一回事。现实存在的自由都是相对的。追求绝对自由是造成犯罪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因为它将导致否认平等、蔑视秩序、拒绝规范,实际是行为上的随心所欲,意味着对他人自由的威胁和侵害。     

马克思恩格斯视界中的自由与平等

在西方思想文化发展脉络中,自由与平等历来被人们所关注。近代西方思想家认为,人们只要得到自由,就获得了同样平等的权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疑是重视自由的,但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上,他们完全不同于一切旧自由平等观论者,认为自由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如果没有物质条件的平等,自由权利就是一纸空文。同时,他们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也并不是“自由”、“平等”的天然王国。     

三种民主观 两种性质判断——基于自由和平等视角下的分析

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承继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对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追求是三种民主观共同的价值关怀和思想基础。但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不同,从而导引出不同逻辑顺序的民主观和政治道路。三种民主观的论争,其实质是两种性质民主的差异——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     

“霸王条款”形成的博弈分析

霸王条款违背了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对霸王条款显失公平的判断可以通过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其成因旨在为铲除霸王条款提供决策上的依据。     

市场经济自由的限度及制度调节——经济哲学的视野

市场经济方式所表征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自由。各种市场主体具有独立自由的地位,并在统一平等的规则约束下进行自由竞争,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自由存在着特定的历史限度:经济平等与社会整体发展是其共时性限度,历史存在的非永恒性是其历时性限度。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自由进行制度调节,这就要坚持制度调节的人民群众整体的福祉优先的正义原则,对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作出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安排,严格划定资本自由竞争的正当界限,建立把资本自由竞争的收益转化为有力促进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分配制度。显然,实行这样的制度调节,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国际经济一体化与法律协调发展的法哲学思考

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变化 ,法律的变化与经济一体化协调的基础是一国法律体系的自我完善。对于国家主体而言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应当体现自由和平等 ;而对于私法领域的统一化运动 ,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 ,即作为文化表层的统一 ,以及作为一国文化特色的法律个性发展。     

浅析市民法之价值核心

市民法之价值核心,即自由.在罗马法中,自由的理念并非是绝对精神自主地实现自己,市民法的发展昌明无论其主体地位的普及抑或确认法权关系的精密可操作性,俱与人之解放这一市民法的信念相关联.在法典化时期,自由理念表现为完全之契约自由,并得以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整个法律正义哲学的核心.在当代,自由理念虽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削弱,但在市民法中仍保持着最初的重要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自由意志的更新规范仍只能在对法律行为本身适法规格上,却非对法律行为的理念自由的否定.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社会主义自由平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近期目标,社会主义自由、平等的研究也就可以从多视角下展开.在现代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从不同侧面认识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现实根据,从而可以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多视角上进行阐释.     

勃朗科·霍尔瓦特的经济发展观

霍尔瓦特对现存社会经济制度的批判是具有很大震撼力的。他要求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真实的自我,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的价值基础,即自由、平等和团结。今天,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应从霍尔瓦特的平等、正义、民主等经济与社会发展思想中借鉴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