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重构及其对哲学发展的影响

自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以后,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超验的本体论研究就一直受到西方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从反基础主义角度所作出的批判则更是把这种批判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至整个哲学的存在价值都受到了严重的怀疑与挑战.不过,近些年来西方哲学界也出现了一股复兴形而上学的思潮,它在吸收近现代反形而上学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重构,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标志着西方哲学有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论纲

康德要求重建的“未来形而上学”是什么?康德语焉未详,世人亦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康德业已规定了“未来形而上学”的性质,开展对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的研究,无论对深入研究康德的哲学,还是对现代哲学的理解,都具有一定意义. 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的导言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在西方文化批判中世纪意识形态,促进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取得了近代公认的“理性至上”的地位。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出现形而上学教条化倾向。康德哲学最早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迎接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转折。本文从批判理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排除理性方法论的教条独断,探讨理性之外的精神领域,恢复人与人学的哲学中心地位几方面,讨论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及其意义

康德对理性和悟性的区分在哲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但也遭到了许多的误解和批评。如何准确地估价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科学地分析其理论上的得失,仍然是康德哲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考察康德这—区分的理论动机和具体内容入手,着重分析了它在哲学史上的意义以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一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在《导论》中他明确指出,批判哲学之所以要对数学、自然科学如何可能作出说明,并不是为了这些科学本身,而是为了另一门学科——形而上学。康德意识到人类理性在这门学科里有一种奇特的命运或困境;限于经验,理性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理性的     

论康德的“先验统觉”的内涵及意义

近代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以自我为阿基米德点,试图在知识形态上实现形而上学。但是由于受到这种意识哲学的局限,康德以前的哲学家们对自我原则的理解都是独断的,这不仅使形而上学成为毫无确定性可言的战场,甚至连知识本身的确定性都受到了怀疑。康德以其批判哲学的视角认识到以往哲学的局限,重新厘定了理论领域中自我的内涵即先验统觉,为知识夯实了基础。然而先验统觉并没有达到自我的真理性,康德也没有超越知性思维方式的局限,其先验统觉不能为形而上学提供保证,在形而上学建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消极作用。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评析

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基于“批判继承法”在实践中的错误倾向,冯友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抽象继承法”是一次方法论革命,尽管它存在着把传统文化继承问题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言语问题、形而上学地理解哲学命题的意义等错误倾向,但是它强调全面整体地理解传统文化的思维方法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理事无碍”与“虚心玄鉴”——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方法论新诠

本体论与方法论是中西哲学史上长期存在而又颇为恼人的问题。康德把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赶出知识的王国,还原为道德与信仰的领域。分析哲学家也大都把本体论问题视为超验的“无意义”命题而悬置于哲学的门外。他们都认为,知识与方法的范围应囿定在现象与经验之中。在他们的哲学中,本体与现象,方法与本体,自然律与道德律都是截然二分,两橛对峙的。中国传统哲学一向比较注重综合与融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一方面使中     

现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批判”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因为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完成了对古典哲学的清理工作而享有崇高的哲学地位。与康德的“三大批判”遥相呼应，现代西方哲学实际上也因为完成了对传统哲学的“三大批判”而引人注目。传统哲学的基本信念表现为本体论上的实体主义、认识论上的理性主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富于批判性的现代哲学家在每个环节上都向传统哲学提出了根本挑战，从而走上了对实体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三大批判”。一、实体主义之批判从本体论上看，西方古典哲学是一种实体主…     

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动机

一个基本的动机发动了康德的哲学革命,贯穿了康德的三大批判,渗透于他的体系的方方面面,这个基本动机,就是形而上学的动机。离开这个动机,就无法全面正确地理解康德的批判哲学。虽然康德很早就对传统形而上学不满,但他并不反对形而上学本身。相反,他始终高度评价形而上学在哲学中和对于人类的根本作用。在康德看来,形而上学本身必须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即从独断的形而上学经过怀疑的形而上学最后达到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①,也就是说,它关心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内容,而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纯粹理性批判》整体来说强调的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所要追求的形而上学,其根本性质也是实践哲学的。从康德把"确立人的权利"作为他的哲学的根本目的后,他就是把他的哲学作为广义的实践哲学或实践形而上学来追求的。我们可以说,形而上学的动机,确切地说,实践形而上学的动机,贯穿了整个批判哲学。     

历史理性批判之批判──康德历史哲学诠释

康德的整个“批判哲学”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人能知道什么？”人应做什么”？“人该希望什么”和“人是什么”？总起来，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一门科学：人类学。因为前三问题都与最后一题有关。康德对这四个问题解答的出发点，就是他对古典思辨历史哲学，马克思及当代文化思潮产生深刻影响的批判历史观。它构成了全部批判哲学的真正基础，也标志着“康德学说的路程的结束”。①尽管康德没有写出象三大批判那样的著作，以致于让后人感到遗憾而准备写了一部《历史理性批判》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但是，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正确…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读与解

阐述了<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与<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核心著作之间的关系;同时对<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的翻译、阅读与理解的诸多方法问题作出了深刻而清晰的阐释,并论及哲学史方法论的诸多问题,对研究康德哲学以及古典哲学的读书方法与治学思路作出了清晰的梳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论康德哲学的人本主义倾向

康德哲学向来是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新见解，尽管如此，我们对康德哲学的认识从根本上还未突破“认识论”的框架，即把康德哲学“认识论化”了。诚然，康德研究认识论问题曾写下《纯粹理性批判》，但《纯粹理性批判》却只是康德哲学的“导论”，更何况《纯粹理性批判》不仅仅是一部认识论著作。其实，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迷才是康德一生渴求解决的主题。康德对这一哲学主题解答就是重建形而上学即人的科学。康德的意图并非人们理解的那样，在认识论领域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把康德哲学“认识论…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序言解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     

康德哲学中的“人”及其形而上学的重建

“人是什么”的问题是康德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它有着重建形而上学的背景。康德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对“人”的定义作了三次不同的转换,尽管这种定义仍然没有摆脱抽象性特征,然而其中暴露出来的“人的有限性”问题对形而上学重建有着某种程度的开启。     

生存论的态度与本体论的理解

任何真正的哲学或形而上学思考 ,总是难免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 ,它要为一切理论思考提供前提和基础 ,而自身却难以确定一个不可置疑的基础和前提。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曾是西方哲学的第一哲学 ,这种作为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学说力求为其他部门哲学和全部人类文化奠定基础 ,但它先后受到康德认识论反思的批判 ,马克思实践观点的颠倒 ,胡塞尔晚年“生活世界”概念的超越 ,海德格尔生存论作为“基础本体论”优先地位的颠覆 ,六、七十年代以来 ,更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摧毁和解构。上述本体论批判的思路各不相同 ,但却表明任何形态的哲学本体论都不是勿…     

“思想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思与所思

“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化,而且这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势必造成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自由的尖锐对立,以及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地位的遮蔽.对“思想掌握群众”观点的批判,需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自觉,以超越“思想掌握群众”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以明确“群众掌握思想”的何以可能;进而分析“思想掌握群众”的和“群众掌握思想”的两大思想主体互动何以必要及其可能,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赖以实践的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的本质规定性.     

试论康德“不可知论”的历史作用

一种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并不单纯地取决于它是否正确。这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科学的发展证明,古代哲学把宇宙归结为水和火等等是幼稚的、错误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它是当时人类对世界本原这一哲学问题的积极探索。同样地,仅仅指出“不可知论”这一“哲学怪论”是荒谬的还不足以具体地展示它在哲学史上的实际作用。恩格斯认为,休谟和康德“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而经过休谟这个环节形成的康德的“不可知论”却并不是“批判哲学”的个别的、局部的思想观点。那么这一观点在哲学发展上的具体作用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不可知论”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说明这一否定性的哲学理论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潮内在矛盾的暴露,它予示着这一哲学必然走向衰落的最后结局和可能奉献给人类的积极成果。     

从"它是"到"我是":西方哲学主体性转向的内在逻辑

本文按照西方哲学的固有思路 ,从命题结构“它是”和“我是”出发 ,对西方本体论哲学中的实体概念和主体概念 ,包括康德哲学中的“物自身”和“我自身” ,进行了解构式分析和探讨。文章着重描述了西方本体论哲学从客体形而上学到主体形而上学演变的逻辑历程。文章还有针对性地讲到了从哲学上谈论主体和客体以及主客体关系的一些方法论原则     

康德哲学:科学与道德的背离和统一——兼论科学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在我头上面的是灿烂的星空,在我心中的是道德律令”。镌刻在康德墓碑上的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康德这位近代德国哲学家的个性。康德倾其毕生探索自然的奥秘与道德律令的“绝对性”,由此也形成了他哲学体系中两条泾渭分明的主线:科学与道德。从构成康德批判哲学体系的三大“批判”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思维的这对矛盾所留下的痕迹。明确地划分科学与道德,又含蓄地谋求二者的统一,这构成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