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朝清官文化的兴起

文章认为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宋朝革除五代弊政,建立廉洁的政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而宋朝的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和重典治盗贼,也唤起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清官的祈求,一些官员也确实以儒家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清官品格.官员队伍中的清廉和腐败从正反两方面刺激民众对清官的盼望,而民间文艺则是清官文化生动的体现.     

论宋朝孝文化发展的特征

宋朝承袭了汉以来“以孝治天下”政策,大力推动孝文化的发展。宋朝孝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完成了“移孝于忠”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孝”重于“忠”;二是将孝道纳入理学之中,将孝理学化。     

宋朝海商与中日关系

中华文明自肇始之时起便具有陆海两重性。但在古代前期,内陆意识占据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受华夏正统观和华夷之辨的影响。中唐以降,随着中外交流由陆路全面转向海洋,海洋意识不断增强,对外关系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与趋向,进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也产生不小的影响。本期发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研究专栏,旨在从海洋文明的视角,探索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和军事攻防的新思路。     

金朝官员丁忧问题探析：兼与宋朝比较

金朝官员丁忧制度主要取法辽宋。尽管现存史料没有关于金朝官员丁忧制度的完整记载,但从金朝君主的相关诏令及人物传记也可窥得一斑。在实际执行中,金朝官员丁忧大多被夺情起复,当然也有力行持服者,但官员丁忧能否终丧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由于金朝官员丁忧制度实际上取决于当朝君主的诏令,故宋朝的官员丁忧制度相对于金朝更加完善与合理。尽管如此,金朝在官员丁忧制度上自觉地向中原文化靠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宋朝以工代赈述论

以工代赈在宋朝赈灾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熙丰变法时期,工赈成为制度化的赈灾措施.工赈的组织者分官府和民间两种,民间工赈是宋朝赈灾事业中的一个亮点.工赈救济的对象是流民中的少壮者.工赈所兴之役主要是兴修水利和修筑城寨,其经费主要来自常平钱谷和转运司省仓、上供粮.工赈在宋朝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

邸报是宋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情报交流渠道之一,也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在宋代,邸报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的喉舌,尽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因而邸报的监督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宜估计过高.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重要史实及朝廷的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长者与宋朝地方社会

长者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年长、有德、有识者的称谓.至宋朝,长者代替秦汉的父老成了民间权威的代表.与秦汉父老不同,宋代长者的年龄要求降低,人们更关注其对地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宋朝地方社会的真正权威是长者.综合而言,宋朝长者在地方救济、公益事业、地方教化、乡村裁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取得了对地方社会的支配权.     

宋朝医疗救济初探

两宋时期由于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医学的发展,朝廷对疫病防治和医疗救济事业非常重视,官方设置的较为系统的养病、医疗和医药机构等,以收留居养、无偿施医散药、平价售药等方式对贫困病患者提供救助.这些措施将对老百姓的社会救济纳入到了官府的工作范畴,较之单纯的仁政表达有所进步.     

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

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实施统治或提供公共服务，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购买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政府消费物资的供应方式之一，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主要有设立了一些职司购买的决策执行机构，确立了购买的预算计划制度，建立了价格反馈系统，采取了多种付款方式，实行了招标承包的买扑制等。     

宋朝对军民兵器的管理

宋朝建立后实行了严格的兵器管理制度以稳固国家秩序.宋朝在军队中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以防止士兵滥用兵器.宋朝政府还通过颁布法律的方式禁止民间私自制造、储藏、市买兵器,以避免兵器流入民间与境外.     

宋朝边防图书与情报控制述论

宋朝先后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鼎立对峙 ,面对复杂多变的边防政事与军机要务 ,宋朝制定和实施了诸多防止图书与边防情报外泄的措施。在客观上虽然具有文化保守的倾向 ,但考虑到当时边患频仍、战事不断的现实状况 ,宋朝对边防图书与情报控制的意义与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宋朝的章奏制度与政治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君主处理臣下章奏的过程即是法律的孕育与分娩过程。章奏呈递渠道畅通是下情上达的基本保证。宋朝设置了多种机构、多种呈递方式,以确保臣庶的章奏能够通畅上达。章奏承转机构有明确的业务分工,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详细的工作规范,以保障其有效运行。通过责任人员联保制度,以保证信息的安全;通过章奏承转时限制度,以实现信息的快捷传递;通过将各种章奏梳理分类,以淘汰无用的信息和有害的信息;通过章奏处理情况的备案和催办制度,以监控章奏的运行。皇帝对章奏的审阅、处理,多由宰相班子以及不同层次的官员先期论证。从形式上看,仍是皇帝个人独裁独断,但其决策已不全是出自皇帝个人意志,而是融进了官僚士大夫群体的智识和经验。     

宋朝政府购买中的承包制

在法律规定层面上,承包制是宋朝政府购买领域两个合法的交易方式之一。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承包制大规模始自王安石变法时期,延及南宋,在若干物品的采购中实施。与其他领域的承包制相比,政府购买领域的承包制表现出一系列特点,在称谓、出现背景、承包者身份、承包办法、承包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具有自愿性和竞争性的承包制,对于消除强制性征购之弊、提高政府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一定积极意义,是宋朝政府购买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但在实际执行中,真正获益者并非普通百姓,而多数是官吏以及与官吏相勾结的商人。南宋时甚至出现了官吏与承包商相勾结盘剥百姓的弊端。     

由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探寻宋朝外战弱势的根源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在其存在的320年间,充满着与辽、金、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与杀戮,在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中,宋朝却总是处于弱势地位,除了经常性的大溃败,还要向对方进贡惊人的巨额岁贡以购买和平。这种对外战争的软弱无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里我将透过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来探寻其军事和政治上的根源。     

宋朝惩治官员之原因初探

官员是专制君主赖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如何治官是历代统治者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在宋代,官员既会因谋反谋叛、犯赃罪、违反军法军规、失职、不称职、滥用权力等而受惩治,也会因违反官员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而受惩治,又会因违反礼制而受惩治,还会因连坐、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等原因而受惩治。     

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

政府消费的物资,究竟哪些需要购买?应购买多少?这是制定政府购买预算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宋朝制定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依据主要是供求形势和运输状况。两者相比,供求形势居于主导性基础性地位,运输状况则起辅助性调节性作用。     

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是其诸多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然而在宋代司法与行政区分不甚明显的政治体制下,大理寺的司法审判常常受到皇帝、中枢机构(宰执)、权臣的制约与干预以及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监察机构的监督与驳正.在这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环境中,大理寺很难做到依法独立审判.     

宋朝应对民变若干措施新探

在中国帝制王朝中,宋朝持续的时间最长,其最终灭亡也与民变没有多少关联。宋朝之所以相对特殊,与其应对民变相对成功密切相关。诸如民变信息及时上报、充分依靠民间力量、对特别地区实行特殊法令等措施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得宋朝基本上能将民变限制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尤其是前两项措施,更是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和启发意义。     

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形式

宋朝的政府购买预算主要有三种形式 :“年额”购买即年度定额的购买计划 ,“泛抛收买”即经常性下达的采购指令 ,“非泛抛买”即不经常、临时性安排的购买任务。其中 ,以“年额”购买和“泛抛收买”为基本常态 ,这反映出宋朝力求将政府购买活动尽可能纳入经常性预算管理的制度取向。南宋时期 ,“非泛抛买”大增 ,且随意性、盲目性愈益严重 ,导致政府购买制度弊窦丛生     

宋朝置场收购的法规与执行

宋朝政府购买体系中的置场收购,在法律层面上和实际执行层面上都是最常规最基本的购买办法。宋人通常把置场收购视为比较公平合理的交易方式,且往往将之作为制止强制性征购的一种手段。置场收购的给价之所以较为优惠,与宋政府优价惠民、避免谷贱伤农的政治需要和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种交易方式面临的制度状况和市场环境。虽然置场收购一定程度上能做到自愿买卖,但它自身仍然存在强买强卖问题。说明在官民双方交易主体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买卖、公平交易,尽管法律条文有着严密且严格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