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绂《秋山论文》中的叙事论:比较叙事学研究

清代学者李绂(穆堂)在《秋山论文》(1703年)中所提出的叙事论,在中外叙事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结合叙事作品研究所提出顺叙、倒叙、分叙、类叙、追叙、暗叙、借叙、补叙、特叙等9类叙事方式,较为完整而全面地概括了叙事作品中的话语叙说方式,早于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约270年在其《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这一现代叙事学研究中对叙述顺序、叙述节奏等作的全面分析,其理论论说方式也具有科学的意义。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梵剧《沙恭达罗》的显在叙事

印度戏剧是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沙恭达罗》是其最重要的分支古典梵语戏剧中最优秀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剧本。该剧受到西方的广泛欢迎,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与其它两大戏剧体系的优秀作品一样,《沙恭达罗》在叙事方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它的序幕叙事非常独特,不同于西方的歌队叙事,但与中国的“先声”叙事、“传概”叙事等相似。其用以叙人、叙事、叙景和叙情的独白、对白、旁白等都十分成功。长时空独白叙事、插曲叙事、幕后语叙事等也是该剧的重要特色。其剧名和幕名叙事是其它戏剧体系的作品中十分罕见的叙事类型。除第一文本叙事即主体台词叙事以外,《沙恭达罗》的第二文本叙事即舞台提示叙事也比较成功,但不太全面     

《人间词话》杂论三则

本文共分三题。《“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与“和泪试严妆”》是对《人间词话》论温庭筠、韦庄与冯延巳词的艺术风格的评述。《“创调之才”与“创意之才”》分析《人间词话》对周邦彦及其词的论述。而《“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旨在说明《人间词话》对苏轼、辛弃疾词风同中之异的深刻揭示的重要意义。文章充分肯定了王国维在词学研究方面的高深造诣,也指出了有些论断的缺陷。     

《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谫论

空间作为一种有效介入文本叙事进程的手段,已在《诗经》农祭乐歌中运用实践.依托农祭仪式在实际场合的搬演流动,乐歌通过钩稽农祭仪式的意义关联事项,记录构拟出一系列可辨识感知的地理空间、精神空间等文学性空间,叙事空间遂之生成.由此,《诗经》农祭乐歌的叙事空间形态可分为豳地风俗直叙下的原始粗犷空间,祭祀仪式统摄的封闭肃穆空间,...     

伦理空间的想象性建构——以《金阁寺》的叙事伦理研究为例

《金阁寺》作为日本战后文学由传统的重视“伦理性、思想性”回归“文学性、艺术性”的典型文本,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很大重视.这导致了《金阁寺》内蕴的伦理价值远未得到充分阐释,而处于“文学性”的遮蔽中.文章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对“金阁”作为伦理上的“绝对他者”重新解读,呈现文本所蕴含的伦理空间.     

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以《地洞》为例

在西方叙事理论“空间转向”的影响下,国内于20世纪末开始出现“空间叙事”这个概念,不同著述中所讨论的空间叙事,所指往往不同,有的指作品中空间的功能,有的指空间的意义,有的指叙事的空间形式,文章以卡夫卡的《地洞》为例,将“空间叙事”视为一种叙事模式来展开讨论。认为,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以空间为叙事“前景”;第二,以空间组织叙事;第三,以空间为意义主体。《地洞》通过空间叙事模式,叙说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空间焦虑、空间危机和空间矛盾,体现了存在与空间之间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     

论《红楼梦》的叙事动作

本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动作,提出它主要由三个动词“进出”、“看”、“说”构成。“进出”是指人物进出园林门,它是勾连情节线索的第一个叙事动作,成为叙事的真正视角;“看”是继“进出”后的第二个叙事动作,它是人物进出房门后对场景空间的环视;“说”是继“祈”之后的第三个叙事动作,它是场景叙事的主要内容,形成对话场景。《红楼梦》叙事的连续性在从空间到时间的“进出——看——说”的循环过程中表现出来。     

《水浒传》与说唱词话之关系新证

《水浒传》与民间说唱词话的关系甚为密切,明人的文献记载已披露了“水浒词话”存在的信息,而《水浒传》文本中诗词韵语等的因袭、重复以及人物、情节描写的程式化等,则充分证明了《水浒传》确实得到过民间说唱词话的孕育,其前身应该就是一部“词话”。     

论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

唐五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它的出现表明中国古典小说创作已摆脱子、史的束缚 ,逐步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唐人“有意为小说” ,叙事艺术的增强是唐五代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唐五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勾勒唐五代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叙事视角自身的特点 ;二是在叙事时间上 ,标注年号、有意识“扭曲时间” ,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叙事笔法的运用构成唐五代小说独特的叙事时序 ;三是叙事结构上 ,呈现出程式化、板块状的特点 ,作者还通过设置“小说之眼” ,使叙事结构趋于谨严、完整     

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中国拥有广阔海疆,历来就是海洋国家。先秦早有相关活动,沿海一些诸侯国已经具有海权意识之萌芽。秦汉率先确定包括南海在内之海疆,并进行管理巡视。三国时期东吴孙权积极推动海上发现,提倡航海事业。西汉以来开辟之＂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历代继承并发扬光大,对外贸易与造船业等均居世界领先地位。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发展至巅峰,揭开15世纪之＂世界航海世纪＂之序幕。惜乎明清海禁,致使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海上强国,乃有近代饱受欺凌之痛。但是中国仍旧拥有包括南海诸岛在内之神圣主权,不容外人轻易觊觎。     

先秦至唐代“发愤说”内涵及源流考索

“发愤说”中的“愤”在唐代以前专指作家创作前情感郁结于心的憋闷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既可由愤怒等否定性情感引起,也可由创作主体极度快乐的情绪造成;“发愤”则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来解除郁积在内心的憋闷情绪。“发愤说”很好地解释了作家进入正式创作前创作动力之所由的问题。“发愤说”滥觞于先秦的屈原,历经汉代的《淮南子》;司马迁、王逸的发展,降及有唐,孔颖达、韩愈等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创作理论。     

牂牁并夜郎国都及宋元置贵州政权在古代思南考

一、寻踪公元前1046年,在二千余里今名乌江古名牂牁江流域中段的古代思南,以牂牁江名建立牂牁国的七百多年后,当秦国夺取巴蜀两国而用兵牂牁国时,牂牁国易名为夜郎国投诚了秦国。接后当秦于公元前280年夺辰沅流域楚黔中时,便引起楚于公元前279年攻牂牁江流域的秦夜郎。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思南设置夜郎郡吏。汉武帝赐夜郎王印,并在思南设立牂牁郡。二、揭示末代夜郎王兴反叛汉朝被牂牁太守陈立率部消灭后,当夜郎遗土历经唐宋两朝演变为五十个各自为政的羁縻州时,宋徽宗置"黔南路取牂牁夜郎地"战略,以合(和)而贵,集大而贵一统五十个一盘散沙的羁縻州形成"贵州"区划法定名称时,宋代在古代思南建立贵州防御使、贵州团练使、贵州经略安抚使、贵州刺史,以及元在思南设立宣慰司一统贵州版图。到了明朝,明成祖于公元1413年,以五万军队剿思南"撤司建府",将六百年以前贵州政权在思南的七部历史志书全部烧毁……     

俗赋嬗变刍论（下）——从“但见”、“怎见得”说起

在考察《封神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及"三言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中,我们发现了"但见"、"怎见得"等领起语与俗赋之间深厚的血缘关系。在此类领起语带动之下的文字板块,应归属俗赋。先秦至唐,俗赋仍以独立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然而,似乎自唐开始,俗赋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从而,变成始自宋元,而成熟于明代,繁盛于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之中的俗赋。讲唱文学中俗赋的发现将大大有益于对赋本体及秦杂赋的破解。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俗赋嬗变刍论（上）——从“但见”、“怎见得”说起

考察《封神演义》等长篇章回小说及“三言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我们发现了“但见”、“怎见得”等领起语与俗赋之间深厚的血缘关系。在此类领起语带动之下的文字板块,应归属俗赋。先秦至唐,俗赋仍以独立的形式存活于民间。然而,似乎自唐开始,俗赋便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从而,变成始自宋元,而成熟于明代,繁盛于长篇章回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之中的俗赋。讲唱文学中俗赋的发现将大大有益于对赋本体及秦杂赋的破解。     

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唐代小说与叙事诗

唐代叙事诗的繁荣与小说密切相关。从当时流行的小说和叙事诗并行、叙事诗和诗序互见的现象,诗人一身兼诗人、小说家两任和喜听故事的社会风尚3个角度来讨论这种密切性。认为唐代小说的兴盛促进了叙事诗的故事性和叙述手法的发展。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简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