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伦理问题远远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理论视野,这既是传统德性论被边沿化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德性论的复兴创造了新的契机。在此境遇中德性论的出路在于,从德性现象论、德性本原论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重新反思德性,自觉地把传统德性论提升为应用德性论,进而探求应用德性论的性质及价值基准——人权。     

西方德性论道德形态的精神哲学阐释

西方德性论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多元理解样态,构成德性论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以一种形态学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来总体考察德性论,更能发觉德性伦理精神自我发展和演变的内在有机生命及其所形成的道德形态气质。在道德世界中,德性论存在的全部努力在于面对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将自然形态的个体自我提升为道德形态的主体存在,和谐地解决道德与自然或幸福之间的现实同一。然而,不管是对于亚里士多德式抑或康德式的德性主体来说,这都是一项永远有待完成的道德任务。     

论道德稀缺性与德性复兴

道德稀缺性既受制于道德资源配置的稀缺性,也包含主体道德心理、能力和行为的稀缺性。对于道德稀缺性问题,经典的伦理学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模式和解决路径:功利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人类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提供了动力,但其缺失解决此问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义务论的主要贡献是避免了功利论处理道德稀缺性问题时的片面性和整体性思维的缺失,但却容易流于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阈限。而德性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其“中道”思想及对于善的内在追求,既符合破解道德稀缺性难题所需要的整体性思维,又符合这一问题解决过程的渐进性特点。可见,作为完善论伦理学范畴的德性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天然优势,德性论的复兴也显得更加必要。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早期道家的“德性论”和“人情论”——从老子到庄子和黄老

在东周子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大传统中,说到人性问题,我们想到的往往总是儒家,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需要加以调整了。且不说在佛学世界中有一个复杂的＂佛性论＂①,就是在道家、道教的思想世界中,＂人性＂（可称为＂德性＂、＂道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视域,只是它的表现方式和形态跟儒学、佛学有所不同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开始受到道家、道教思想的研究者们注意的原因,其中围绕庄子的人性论以及特征、围绕唐代以来道教的＂心性论＂而展开的讨论相对多一些②。在这里,我关心的是早期道家＂德性＂和＂人情＂观念的演变和变异,更具体地说,主要是想讨论一下早期道家思想史中＂德＂、＂自然＂、＂天＂和＂人情＂等几个概念,看一看这几个观念在同其他观念的紧密关联中,是如何从《老子》开始并向《庄子》和黄老学的不同方向演变的。这样做,当然是首先设定了《老子》（包括简本）是处在这一演变链条的开端,而《庄子》和黄老学都是之后的产物。从《老子》之后,道家思想以放射状分化而形成的多种谱系和儒家一样是十分复杂的,虽然东周晚期的思想家没有对道家分化出多少种支流做出概括。受思想内部自我扩展的驱动,加上同其他学派的竞争和社会激烈变化的刺激,《老子》的一些概念在之后变得十分多样和丰富,这在有关人类本性及存在方式的＂德＂、＂自然＂和＂天＂等概念上看也同样如此。     

中国传统德性论结构分析

从结构上看,中国传统儒学的德性理论是由伦理、天理和义理三大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对传统德性论而言。敦实伦理的关切,提供了现实性的价值实践根基;神圣天理的追问,提供了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本源;精微义理的辩明,则建构了系统的价值理论体系。梳理天理、伦理和义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把握儒家德性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与内在精神实质。     

论王廷相德性论的转型与重构

王廷相的德性论是对朱子理学、阳明心学的转型和重构。王廷相的德性根源论从德性纯善转向德性善恶,德性实现论从内圣主静转向内外交养,美德标准论从德性唯一转向德才兼备,政治伦理观从为政以德转向德法并用,政治评价观从守法不变转向政治通变。王廷相德性论的转型对明清哲学伦理思想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中国伦理的"德性论"与"义务论"之分野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道义论"有两大支派:德性论的伦理学说和义务论的伦理学说.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特点、代表人物和历史演变过程.考辨此问题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

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遭到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后人的质疑与批判,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苏格拉底的真正精神内涵。“德性即知识”所提示道理在今天的道德实践中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

2014年,E.Sosa、M.Slote和米建国三人分别代表德性知识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共同宣称一个德性转向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存在德性转向。目前,学界存在两种德性知识论:一种是以E.Sosa为代表的德性可靠论,认为德性知识论要面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面对怀疑论的挑战,它要思考如何通过我们可靠认知机制来获得一种知识上的确定性。这派的影响力更适合当代西方知识论的主流后盖梯尔(Post-Gettier)的传统。另外一派是以L.Zagzebski为代表的德性责任论,是一种以人格特质为基础的德性知识论,以伦理学的架构模型来处理知识论的议题。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Sosa一派是把知识当做行动在研究,即知识作为行动(knowledge as action),而Zagzebski是在谈知识的价值,即在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     

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何以可能——对麦金太尔德性论的研究

针对西方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危机,麦金太尔提出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以结束道德领域的混乱与无序.本文通过对麦金太尔思想的研究,分析这种回归传统的可能性及面临的困境,对我们国家今天的道德建设提供一种思路.     

德性伦理学的生存论品格论析

德性伦理学的形而上根据在于人的生存,德性的展现与人的生存过程同在。德性伦理学关怀人的生存意义,为人们过上繁盛、幸福的生活提供担保。德性伦理学立足于现实、具体的人,展现于人的生存实践,与人的生命过程、社会生活样式以及人性提升紧密相关。德性伦理学是成人之学,它追求幸福生活,展现人的生命状态,寓于人的生存实践,由此,体现出强烈的生存论特质。理解和把握德性伦理学的生存论品格不仅有助于德性伦理学的自我证明,也有助于道德哲学展现其应有的人文关怀。     

论德性价值的内涵

德性是人的一种社会属性,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在信念和内在准则而在人行为上的稳定体现。德性的价值具有内在性、自律性、选择性和超越性等特点,其形式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道德教育改革创新的意义。     

马基雅维里非道德的德性论

马基雅维里深入历史和实际经验,发现了"现实的非道德性"这个残酷的真理。基于是与应当的区分,马基雅维里悄悄完成了价值上的重估,把政治善置于道德善之上。马基雅维里据此降低了人们对政治的道德期许,塑造了具有非传统道德德性的新君主和政治共同体,完成了现代道德观的一场革命。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雷锋精神在校园”的调查

本文概述了江大校园里大学生们的精神风貌(对学雷锋活动所持有的积极态度的消极反映),分析出引发消极反映的一些环境因素,提出了相关对策。     

论德性教育的意义和任务

德性本身是不可教的,但德性的知识是可教的,因而德性教育非常重要。它是德性自发形成的前提和走向德性养成的桥梁,也可以为德性完善提供指导。进行德性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培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基本德性的德性之人,而更高追求则是要为人们的德性完善奠定基础并提供指导。进行德性教育是全社会的任务,不仅家庭、学校、单位、政府,而且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承担着德性教育的职责。其中政府是一个国家德性教育的管理和控制机构,一个国家的德性教育状态如何,政府肩负着主要责任。     

“明智”德性研究

西方哲学中明智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明智的概念作了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论述。我国学者对西方明智思想的研究多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依据,这体现了我国哲学研究者们在与西方实践哲学展开的对话中对自身理论视角的扩展。这本身就是一个明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维度下的雷锋精神阐释

雷锋精神在创始之初及其内涵延伸之时,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发生着重迭.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雷锋成就了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历经50年的时代变迁,雷锋精神并未因雷锋的消逝而淡然无踪,反而超越了个体行为的有限性成为了一种具有无限旨归的精神象征与价值符号.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视角对新时期的雷锋精神予以释读,即是萃取其纯然超脱的人生态度,通达人性自由与人格完美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以及带有实践性、历史性的价值实现过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雷锋精神彰显了其至关重要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