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容美土司不仅是湖北地区土司的霸主,也是湖广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一.正史中有关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记载较多,而对于土司内部的关系却存在记载的缺失.<容美纪游>对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容美土司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容美土司曾经采取了"订立盟约、联姻和亲"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维护了领土边境的安全.该策略在<容美纪游>中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印证.     

论容美土司文学的国家认同意识

容美土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美学内容,是土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社会面貌,而且在皇帝景从、王朝认同、"正朔"守望、美政向往以及对于土司制度的否定等方面表现了鲜明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通过容美土司文学研究包括国家认同感在内的民族心理方面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清时期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的社会控制力研究

容美田氏土司在明清时期崛起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界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土司,也是清朝湖广土司"改土归流"中唯一用兵的地区。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主要从政治、军事、刑法、经济等方面控制地方社会,并利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影响民众,巩固其统治。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交往策略:以容美田氏为例

以容美土司为例,揭示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土司与下属官员的交往策略,藉此反映民族地区权力网络的复杂性及土民权力认同的心理基石。容美田氏土司一是用功名利禄调动土官的积极性,二是依靠个人魅力增强认同感,三是利用文化功业与物质利益来维护统治。通过容美田氏土司争袭事件,阐明土官在土司权力运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代鄂西与川边改土归流之比较研究——以容美土司与德格土司为例

土司制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它是一种过渡性的管理策略,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代的改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实施存在着地域、民族间的差别。从鄂西、川边地区的改土归流运动来看,二者同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但改流的背景、目的及影响却大不相同。以史为鉴,鄂川两地改流的比较研究或可为我们当前民族地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山地食物与土司化:以清代容美为例

土司的存在有赖于控制境内土民的同时能逃离境外国家的控制,土司化就指的是土司维持这种内控外逃的动态过程。武陵山区容美土司的土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被外人视为原始低等的食物系统来维持的。这种食物系统通过采食和定居式游耕等食物生产方式以及食物制作和餐食结构上的特有习俗,来消解稻麦的主粮地位,树立与平原国家保持距离的边界符号、消除余粮积累,通过游耕—游治模式来维持流动性,以达到内控外逃的效果。     

容美田氏世系事迹述略

土司制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对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度实行的统治制度。鄂西容美土司,长期为田氏家族所统治,明、清时期尤盛。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文化交流诸方面,均颇具特色,值得探究,而弄清田氏家族之世系及事迹,又是上述诸方面研究之基础。鉴于此,本文拟依据残佚的文献资料,参以平日阅读之所见,加以勾稽排比,以述其大略     

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文化策略——以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普遍实施的一种“以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时期,土司上层或通过壮大武装势力,或通过整肃民风,或通过采借汉文化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目的.鄂西南地区容美土司作为西南地区较大的土司之一,通过整肃礼制、加强交流、发展教育等一系列文化策略的实施,最终实现了土司社会有序发展以及国家认同的双重目的.容美土司的文化策略是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社会自我治理的典型个案.容美土司以文化构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王朝“改土归流”政策顺利实施以及“改土归流”后土民社会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间的力量:改土归流与土民社会的演变——以鄂西南容美土司为考察中心

改土归流既有土司的一面,也有土民的一面。从土民的视角来看,改土归流虽是国家力量对土司地区的变革,但这一变革并非单向,土民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也并非被动的"接受者"。无论是土司阶层的改土归流还是土民阶层的改土归流,土民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忽视来自民间的力量。在改土归流过程中,既有汉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也有土家族文化在汉文化强势影响下的自我传承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土民社会并未彻底成为汉人社会的一部分,土家族文化也并未完全整合进汉文化当中。应多关注改土归流历史进程中土民的选择和土家族文化传承与延续之间的关系。     

容美田作《古城记》异说

清代戏曲理论家姚燮在所著《今乐考证》中著录容美田作《古城记》一种，后人多袭此说。本文比勘有关材料．推论容美田实为清容美土司首领田舜年之误。     

从《容美纪游》看清初鹤峰土家文化

《容美纪游》是我们深入了解湖北土家文化的重要地方文献,它以实录的方式生动记载了清代初期鹤峰土家族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民俗风情,反映了清初鹤峰土司统治下“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一体多元的地方文化特色。     

论容美田氏土司诗人群对唐诗的接受

容美土家田氏土司诗人相当尊崇唐诗。他们或尊诗仙、学诗鬼、模义山;或模范边塞诗、拟作闺情体、寄情山水田园。这些土司诗人群对于唐诗的接受,与汉文化中心论、晚明时代文学思潮影响、土家文化与汉文化的共同性、土司诗人自身个性与遭遇有着密切关系。     

从土王崇拜到私约归流——容美土司制度下的权威嬗变

土司时期容美土家族的原始信仰、族群意识和长官权威,在一定程度发挥着巩固土司制度的实际功能,但随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土王对辖区子民不容质疑的权威亦因之逐渐丧失。容美土司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当地土家族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清中期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个案,体现着国家权力、民族精英以及族群三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追溯...     

试探明清时期西北蒙古裔土司的基层社会组织及其家族婚姻--以永登鲁土司为中心

西北土司制度起于元,完备于明清。分布于河湟流域的蒙古弘吉剌部宁濮郡王--岐王系家族入明后分化为众多的土司,延续着其部落式的统治。土司制度在维护中央对民族地区统治的同时,也维系了蒙元后裔的政治文化联系,使“土鞑”这一政治、文化群体长期存在,最终催生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永登鲁土司家族的联姻既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网络建构的情况,也是“土鞑”这一共同体内部认同的真实写照。     

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

明清时期,广西土司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巩固和维持其地方性权力.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在利用婚姻来应对上述问题中呈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们通过制作历史与编撰族谱,从族群上认同于汉人;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完全接受汉文化的束缚,尤其在将婚姻作为政治手段的运作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广西土司这种对文化的功利性使用,尤其是唯权力是图的特征更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地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明清时期滇东南地区土司与封建王朝的关系

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对滇东南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流参治和改土归流,但由于当地土官的势力强大,外来流官实难立足,土官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从中可以看出土司与封建王朝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     

明清西南土司承袭方式演变考论

明清时期,西南土司的承袭在两种方式间发生多次转变:赴京告袭,即土司或亲自或遣人赴京请求承袭,其显著特点是将承袭与朝贡结合;就彼冠带,即土司在地方请求承袭,但长期要求土司承袭时需按品秩纳粮。前者主要集中在明初,后者从明中期开始逐渐成为主要方式,但期间多有反复,直至清康熙时期就彼冠带被正式确立为土司的承袭方式。赴京告袭向就彼冠带的演变符合行政运作简化的规律,背后隐含了中央与地方经济获取状况的变化,即中央从起初的经济支出方转变为获取方,土司从明初的获取方逐渐成为支出方,直至改土归流后对土司编户齐民,直接征税。这是中央政府对西南土司经济管控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西南少数民族逐渐被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