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油脂类期货价格之间的联动分析

基于我国期货市场豆油、菜籽油和棕榈油的收盘价格,运用相关分析、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目前上市的油脂类期货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表明,棕榈油期货上市会增强豆油和菜籽油之间的相关性,3个品种的期货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豆油和棕榈油期货价格对其它2个品种存在价格引导作用,对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大,菜籽油对其它2个品种的价格引导作用不强,对其价格波动影响小。     

夜盘交易对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定价权的影响

基于信息溢出视角,利用DCE与CBOT豆油期货连续合约收盘价数据,实证分析了夜盘交易启动对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定价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夜盘交易的启动,未能有效提升DCE豆油期货对CBOT豆油期货的收益溢出效应,CBOT豆油期货对DCE豆油期货的收益溢出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夜盘交易前,CBOT对DCE豆油期货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强于后者对前者的波动溢出效应,而夜盘交易的启动有效改善了这一现状;夜盘交易启动后,DCE与CBOT豆油期货呈现双向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综合来看,夜盘交易影响DCE向CBOT信息溢出的主要渠道为波动溢出而非收益溢出,夜盘交易未能有效提升以DCE豆油期货为代表的中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定价权。     

我国金属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与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我国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率一直是监管当局、套期保值者和投资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此,借助于Johansen协整检验、信息共享模型和波动溢出效应模型,进行多层次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从价格发现功能方面看,铜、铝的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引导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均扮演着重要的价格发现角色,但期货市场在价格发现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相对于金属铝现货市场而言,铜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要强些。从波动溢出效应方面看,铜、铝的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关系,但现货市场来自期货市场的波动溢出要强于期货市场来自现货市场的波动溢出;而且,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均呈增强态势,期货市场的运行愈加有效。     

期现货市场对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研究——以中、加菜籽油期货为例

期现货市场对现货价格的引导关系反映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程度,现代农产品价格体系的建立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关系到农产品期货市场作用的发挥。本文结合与加拿大的参照对比,采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我国菜籽油期现货价格和加拿大油菜籽期现货价格的关联性,得到结论如下：中加市场上期现货价格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期货价格单向引导现货价格;相比加拿大,中国现货市场价格变化来自期货市场的影响在长期比自身现货市场的大;中国现货市场受国际影响小。     

时变视角下中美农产品期货波动溢出效应实证

由于金融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采用双变量BEKK模型研究了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间时变波动溢出关系,得出结论：农产品期货的波动均显著地受到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美国玉米期货与中国玉米期货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是美国大豆期货与中国大豆期货、美国豆粕期货与中国豆粕期货之间均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大豆期货和豆粕期货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权力,即定价权。     

中、美、马植物油期货市场国际关联性实证研究

期货市场同际关联性主要通过同一期货产品在跨国跨市场的期货价格互动关系上体现出来.利用多元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技术对中、美、马三家期货交易所的豆油与棕榈油期货价格和中国豆油与棕榈油现货价格关联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连、芝加哥、大马交易所的期货价格和中国植物油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世界植物油期货市场中,芝加哥市场在影响力和定价权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中美股市的联动性分析——基于沪深300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实证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市场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而研究最具成熟资本市场标志的美国股市与作为新兴市场代表的中国股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可以沪深300股指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作为考察对象,利用协整检验考察中美两国股市的长期均衡关系,并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DCC-GARCH模型分析两股市在短期的收益均值和波动率溢出效应,进一步地,再用分位数回归分析研究极端情形下的股市联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关股市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且在极端情形下影响更为显著。     

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研究

将利率作为外生变量,运用VAR-（BV）E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收益溢出方面,只存在股票市场对可转债市场的溢出效应。在波动溢出方面,存在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利率市场向股票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从非对称溢出效应来看,存在股票市场对可转债市场的波动溢出的非对称性,由此可以看出,股票市场仍然是出于绝对支配地位的金融市场。     

A股与亚洲主要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探讨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A股与亚洲几个主要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和风险传导效应进一步增强,而波动溢出效应是不同股市间风险传导路径和方向的重要指标。通过运用二元GARCH—BEKK（1,1）模型对A股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A股与中国香港港、印度股市呈现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与日本股市呈现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但与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三地股市不呈现波动溢出效应。文章力图揭示A股与亚洲几个主要股市的风险传导效应,以期为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供风险防范等相关对策建议。     

DCE与CBOT豆油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动态关系分析

国外期货价格与国内期货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反映了期货市场的运行效率。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脉冲响应等计量方法对国际CBOT豆类期货市场与国内DCE豆类期货市场的传导关系、传导路径、传导效率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发现:国际豆类期货价格对国内豆油期现货传导作用比国内豆类期货价格更强;DCE豆油现货价格与CBOT豆油期货,DCE大豆1号期货价格与DCE豆油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与CBOT大豆期货、CBOT豆粕期货、DCE大豆2号期货以及DCE豆粕期货价格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为例,选取2009—2016年的相关日度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考察了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有差异。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弱,非主粮作物大豆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强,四个粮食品种现货对期货价格的溢出效应均较弱。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在调控粮食市场的思路和力度上对于主粮作物与非主粮作物存在较大差别,从而造成了四个粮食品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     

国际间资本市场联动效应的理论解读与实证研究

通过基于投资套利视角的理论模型阐述了资本市场之间产生联动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利用考虑股市涨跌非对称效应的均值波动模型考察了中美两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包括均值溢出效应、ARCH/GARCH型波动溢出效应和股市涨跌产生的非对称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美股票市场在均值层面不存在显著的溢出关系,但在波动层面则具有多重显著的溢出关系。同时,中美两国股票市场上升或下降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和中美股票市场联动关系也有着不同影响。     

中美股票市场间溢出效应与整合趋势研究

基于向量GARCH模型中的BEKK模型建模,并结合Granger因果分析,对我国与美国股票市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并对其最新整合趋势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已经开始受一些共同信息的影响,而产生共同的波动。已基本完成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一场革命,中国股市的成熟化以及国际化的道路已成定局。中国市场不再完全独立于世界市场而自行运转,而是日益向海外成熟股市靠拢。     

中国建立稻谷期货市场话语权研究——基于中、美、泰三国市场的实证分析

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早籼稻期货的推出引发了社会对我国能否成为世界粮食定价中心、能否拥有世界粮价话语权的关注。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我国郑州期货市场（CZCE）、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及泰国农产品期货交易所（AFET）3个最主要的稻谷期货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得出三者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且郑州期货价格引导芝加哥期货价格。此外,世界稻谷期货市场总方差中来自于CZCE的方差为39.43%,来自于CBOT的方差为26.58%,来自于AFET的方差为33.99%。鉴于现有的市场影响力和地位,我国要努力通过完善国内市场和健全期货市场等方式获得国际稻谷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GARCH-BEKK模型

在对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汇率和股票市场进行总体经验分解的基础上,运用VAR-GARCH-BEKK模型对实证分析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利率与股市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汇率和股市、利率和汇率间存在非对称的溢出效应,市场间存在显著的传导性,影响的方向和力度有所差异,从长周期趋势来看,汇率相较利率对股票市场波动溢出影响更具持久性。应密切关注市场波动,避免金融市场风险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在有效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应着眼长期趋势,甄别市场波动力度与持久性,适时适度地完成货币政策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