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教育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教育是一个前后相继、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乡村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引起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又对乡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全面安排,并前所未有地对乡村教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破解乡村教育的现实难题,需要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制度逻辑出发,研判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教育负担与清末乡村教育冲突

教育冲突是清末乡村教育领域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学界一般认为,教育经费增收造成的经济负担加重是乡村教育冲突产生的最重要原因.然而,从清末乡村教育负担的实际情况来看,新式教育给乡村社会造成的经济压力非常有限.教育经费之所以屡屡引发教育冲突事件,主要是由于清末乡村教育财政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经费分摊中的实际不公平,地方绅士在经办教育经费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地方政府与官员在教育财政政策中缺位造成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以及这种新财政体制对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等几个原因.因此,新式教育要想真正扎根于乡村社会,不仅需要双方都做出适当调适,也必须发挥其社会改造作用,促进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乡村教师政策70年:历程回顾与问题反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教师政策演进经历了艰难探索期、初步发展期、稳定推进期、精准定位期、全面深化期五个阶段。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制度保障,但还存在着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激发不足,乡村教师特色专业发展凸显不够,乡村教师社会服务功能缺失等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教师政策要适应乡村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提升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形成乡村教师特色专业发展合力、激发乡村教师服务乡村教育的内生力入手,破解城乡师资优质均衡发展难题。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启示

乡村教育是指乡村地区的教育,即县级行政区划以下的乡镇、村落的教育;它包括乡村的学校教育,也包括乡村地区其他的非正式、非正规的一切文化、风俗等教育活动。乡村教育主要以广大乡村地区的学龄儿童和村民为教育对象,旨在以教育为主要手段,促进乡村儿童和村民的自我发展,促进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社会建设。纵观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历史,"为农"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乡村教育在国家与乡土社会的相互博弈中向前发展、传统文化对乡村教育的影响具有二重性、完善的乡村教育制度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乡村教育与乡村发展相结合、乡村教育发展应充分考虑当地教育特征、民办教育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优质的师资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离乡与功利：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研究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打破了学校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阻断了儿童与乡土文化的联系,拉大了城乡教育差距,从整体上呈现"离乡之趋"。究其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主要是因为农村建设城市化、资源配置绩效化、农村社会发展功利化等。因此,在国家积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应该深刻认识农村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要从提高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延续乡村文化血脉及留住乡土人才等方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生命历程与日常生活:大流动时代的乡村家庭与个人

社会大流动导致了传统乡村社会网络的瓦解,它改变了乡村家庭的结构、伦理、功能,也改变了乡村个体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这突出表现为"时空断裂",即乡村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的断裂。就其实质而言,时空断裂是在社会大流动中乡村家庭与个人既有的网络关系、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心理情感、生命意义的断裂。断裂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反而在客观上带来了新的契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被动或主动地采取回应与行动——重构。应在社会、家庭、个人同构的思路下,从国家宏观制度政策设计和个人能动性激发两个方面入手,重构乡村家庭与个人的时空生活。     

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教育的价值取向

乡村教育价值取向是与乡村教育活动关涉的主体基于自己的乡村教育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与乡村教育活动有关的矛盾、冲突、关系时秉持的基本价值倾向。从乡村教育存在的角度出发,乡村教育价值取向涉及国家、乡村社会、乡村儿童三类核心主体。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教育的国家价值取向需要注意人化现代化价值取向、新型城镇化价值取向、国家安全价值取向;乡村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需要着眼社会聚合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乡村教育的育人价值取向需要秉持乡土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取向。通过明晰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系统功能、提升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科学水平、设定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合理限度,有效地发挥乡村教育价值取向的价值选择功能,引领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     

清末新政时期的乡村教育诉讼

20世纪初,新教育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进入乡村社会,由此开始了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但新教育不仅没有获得乡村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各种教育冲突不断,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教育诉讼即是教育冲突的重要表征之一。文章以新政浙江乡村发生的教育诉讼案件为例,考察了乡村教育冲突情况及其对近代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我国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构建

构建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是推进乡村教育及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乡村教育质量监测是对乡村教育满足个人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程度进行测量、评价、反馈并进一步有效提升的活动,具有记录、评价、诊断、反馈、指导以及导向等功能,并体现出综合性、地区性、发展性和经验性的特点。乡村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由乡村外部和内部监测主体组成,监测乡村教育的规划、硬件和教学实施等内容,可运用法规政策、经费保障、科学方法、服务水平、队伍建设和搭建监测网等实践策略进行构建。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传统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古代时期,"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官学无力导致私学的兴起、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做出积极贡献,追求功名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近代时期,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现代时期,人民公社制推动了生产劳动式的乡村教育、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古楳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作为乡村教育运动的后起新秀,古楳深入农村,提出了兼顾社会和乡民的乡村教育思想。他认为,乡村教育与农业生产要实现良性的互动,共同发展;乡村教育要培育乡民的民族意识,发扬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塑人们的精神家园。他提出乡村教育应当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原则和经济节约原则。他对乡村教育中的审美教育也有独到见解。古楳的乡村教育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国近代的乡村教育思想体系,也为我国当代农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乡村教育发展的内生机制研究

乡村教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具体言之，乡村教育发展由乡村教育认同、居民深度参与、乡土资源开发、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四大核心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托，促成乡村教育的内生型运作。然而，目前乡村教育发展面临乡村教育游离于乡村社会发展之外、乡村文化与校园文化冲突、乡村教育主体积极性低下、乡村基层组织教育功能缺失等困境。实现乡村教育发展由外在性发展向内生性发展的时代转型有赖于提升教育主体对乡村教育的认同、乡土文化向乡村学校的深度渗透、乡村教育的基层组织完善等。     

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与政策改进

新生代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新生力量和未来的中流砥柱，他们能否安心留在乡村学校从教，关系着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乡村教师"留不住"的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6月发布《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从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等方面着手，提出了具体措施。但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新生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仍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其中的男教师和工作在乡村小学的教师；新时代乡村教师的离职意向，受经济待遇、社会地位、专业发展、个人偏好、乡村文化适应性、家庭和学校支持度、教师教育满意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偏好和乡村文化适应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更好地留住新生代乡村教师，仍需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现有政策支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1）重视乡村教师招聘和管理过程中对个人偏好的考察与培育；（2）积极帮助新生代乡村教师适应乡村文化；（3）关心新生代乡村教师的家庭问题，提供帮助和支持；（4）重视乡村学校建设，给予新生代乡村教师更多的组织关怀；（5）出台针对乡村教师的教师教育标准。     

中国乡村教师研究回顾与新时代发展取向

中国乡村教师研究历经近百年发展,研究成果从极度匮乏、逐渐丰富、质量提升、快速发展到“重心下移”,日渐成熟。回顾这一发展历程,旨在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探索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路径,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乡村教育振兴提供学理支撑。通过文献计量统计与描述分析可知,中国乡村教师研究主题涉及乡村教师的生存境遇、身份认同、队伍建设、专业发展、培养培训以及相关政策研究、乡村社会发展、域外视角等。其中探讨了诸多实践问题,促进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和跨学科研究范式,明确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即:乡村教师发展问题是乡村教育振兴的根本问题;乡村教师政策制定与实施在乡村教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应把如何推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作为乡村教师研究的核心问题。当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问题解决措施不完善、政策实效测评欠缺、思想体系建构较弱等亟待改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应加强“十四五”规划期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定与推进研究、“互联网+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创新实践模式研究、技术赋能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以及乡村教师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契合与嵌入:农村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与路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农村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发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具体实施中应做到有效对接,注重协调性,实现契合发展。西方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应遵循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制度完善的阶段性规律,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结构,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制度化,以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为指导,契合农村社会结构,实行多元主体共建共治,整合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与运行机制,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器。     

论杨效春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杨效春的乡村教育思想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杨效春认为当时国内乡村教育面临六大弊病,乡村社会也具有六大缺陷,为了改革乡村教育,以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他提出了乡村教育的目标与手段,乡村学校的创办及细则等。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于当今明确乡村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制定科学合理的乡村发展计划、改变乡村教育的发展理念和办学方向、重视乡村合作组织和乡村教育培训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情怀及其现实意蕴

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是以陶行知为核心、以其弟子为代表的致力于乡村改造的教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具有教育救国的政治抱负、乡村改造的教育信仰和心系农民的平民情感等内涵表征。这种乡村教育情怀是在“知—情—行”的实践逻辑中被蕴育与升华的。知,即以乡村改造为己任的具身认知;情,即回馈乡土的情感共鸣;行,即全域拓展乡村教育实践。乡村教育情怀既是陶行知等人进行乡村教育改造的动力与内驱力,亦是他们在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中蕴育而出的强烈的教育情感。改造乡村的教育实践既是陶行知等人将强烈的乡村教育情感付诸行动的体现,也是他们将这种情怀不断升华的途径。通过分析与思考陶行知乡村教育情怀的内涵与实践价值,探析出其在培育新时代教师乡村教育情怀方面的现实意义,即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政治关心为底色、以乡土情感为支撑、以知行合一为途径来培养教师乡村教育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