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

清朝初修《大清一统志》是当时最为牵动全国的官方文化活动。其间三次敕令各地纂修方志，促成了蓬勃发展局面，修志数量超过后来的乾嘉时期。而培育起地方官、士绅对修志的责任感、主动精神及学者的注重，则成为整个清代修志活动长盛不衰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对方志性质、义例、撰修方法等等的探讨也广泛兴起，为方志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大清一统志》的初修，是清代文化史、史学史上的大事，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集韵》成书摭谈

北宋历史上,共有4次由皇帝诏修大型语文词典的情况,而韵书的诏修又往往与科考紧密联系在一起。《集韵》诏修于北宋景佑元年(1034年),是对北宋初期诗赋考试中音韵、文字等问题的阶段性总结和集大成之作。     

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编纂特色

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是在方志全盛时期的清代编纂完成。它有着与前志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编纂过程的不同,突破了在当地志局编修完成的前例;二、编修体例不同,前志采用平目体,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采用更为符合需要的纲目体;三、编纂理论和编纂思想的不同,确立了成熟的视志如史的编纂思想。提出了对各级地方政府所修方志范围的界定。从诸特色中体现了清代方志编纂的成熟。     

台湾本明代《宁夏新志》伪作考

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影印出版了一部《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八号”,以下简称“台本”),并注明是根据明代抄本影印,撰修者为胡汝砺。众所周知,《宁夏新志》为宁夏地区现存第一部方志,成书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由宁夏巡抚王洵主修,乡儒进士胡汝砺总纂,明刻板现藏宁波天一阁(以下简称“阁本”),各家史志目录书均有收录。据清乾隆《宁夏府志》后序追述:《宁夏新志》系“弘治辛酉,巡抚工公珣修之,郡人胡大司马汝砺笔也”。今天一阁之《宁夏新志》刻本,前冠王珣序     

发扬民族传统 编好甘肃地方新志

中共甘肃省委二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动员和团结一切有志于修志事业的同志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把修志工作做好。一、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有人认为:最古的历史书,其实就是方志。早在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候国的历史。据《孟子》、《庄子》、《墨子》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列国宝书,或者叫“百国宝书”,就是地方史书,也就是地方志。《孟子·     

社科专志的开河之作——评《辽宁省志·社会科学志》

无论是我国 2 0 0 0余年的方志史 ,还是辽宁 70 0年的方志史 ,在浩如烟海的志书中 ,没有哪部志书将社会科学单独设篇成章 ,更无将其设成专志者 ,专载一方社会科学之全貌。自《汉书》首创“艺文志”以来 ,史书和志书因袭沿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但多为记载一方著述之名录 ,且大都为诗文之作。民国以后所修志书 ,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仍沿袭古法。如《奉天通志》中《艺文志》的编纂方法 ,既不完全沿袭盛京旧志 ,又有别于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立三书”之议。奉志在《艺文志》的小序中说 :“今分艺文为二部 ,一曰书徵 ,专载书籍目录 ,一用解题提要…     

地方志浅说—兼谈新修南京市志

南京市委于去年八月决定成立“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准备着手新修《南京市志》。这是南京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分门别类地记载一个行政地区的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地方性、广泛性、连续性和资料性。因此它也是地方上的一种百科全书。地方志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产生、发展过程。据《周礼》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所以一般人认为地方志萌芽于东周时期。如当时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郑《志》等诸侯国史,对周王朝来说都是“邦国之志”,它们都是后来方志的一个源头。方志学的奠基者清人章学诚     

重评宋太宗诏修类书

我国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类书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文化发达的一个象征。而宋代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宋代官府和私家编修类书的风气大盛。以取材宏富著名于后世的宋代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玉海》,前三部就是官修的。而其前两部却又都是在太平兴国年间由宋太宗下诏,组织人员修成的。平心而论,这不能不说是诏修此书的宋太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一个贡献。但是,从南宋以来,直至今日,人们评说“宋太宗诏修类书”,却多含讥贬之意,认为不过是宋太宗于立国之初,唯恐前朝遗臣作乱,而仿效当年唐太宗的做法,以羁縻前朝遗臣的别有用意之举。倘若我们依据史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于“宋太宗诏修类书”的前前后后,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加以深入细致、实事求是的考察,就会觉得那因袭相传近千年的传统说法是有失公允颇无根据的。本文想就这方面作一点尝试,并以此就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修志新议

我国有编纂地方志的优良传统。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着手编修社会主义的新志。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好事。各地同志为了推进修志事业的开展,已发表很多文章,对如何编好社会主义的新志,多方进行了理论阐述。我也不揣浅陋,通过著文和讲课,作过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一九八三年四月,全国地方志规划会议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期间,我遵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约,向河南省的修志同志作了一次有关方志学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共讲了五个问题,为了同过去已发表的见解区别开来,定名为《修志新议》。这次,《河北学刊》命我将这个报告加以修改,定稿成文,正式公开发表,请同志们和同行们指教。 新志和旧志问题 各地在编修社会主义新志时,大都不可避免地,要去查考、阅读和运用过去的旧志,并经常问到:现在所修的新志和过去的旧志有些什么相同的     

淹通广博的《甘肃方志通览》

由郝玉屏先生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先生副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2007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绪论、上编、中编、下编、附编五个部分.绪论概要叙述甘肃的自然地理、建置区划和历代修志.上编综述甘肃修志历史,从两汉的地记到隋唐的图经、宋元的定型方志、明清的修志高潮、民国修志的赓续,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修志.中编对首轮新方志分省志,市州志,县志,县级市、城市区志,逐一地进行评介.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分旧志系年录和新志要事录两部分.附编选编了明清、民国和新编方志的重要修志文献.该书内容丰厚,识通鉴远,是甘肃修志历史的忠实记录和成果总汇,具有总结过去、开启未来的重要作用.     

《东莞年鉴》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成立于1985年3月。2001年3月，东莞市委市政府批准设立《东莞年鉴》编辑部，挂靠地方志办公室，志鉴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职责任务；制定全市修志规划；组织、指导、协调、管理、监督全市修志工作；编纂出版《东莞年鉴》；提供地情咨询服务；审定验收志稿；编写地情丛书；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等。     

《山东年鉴》编纂情况介绍

一、《山东年鉴》的基本情况 《山东年鉴》创刊于1987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承办、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年鉴工作处负责编纂。在体制方面,有两个特点,简单地说就是“两个三”。第一个“三”是年鉴工作处主要职责有三项：一是编纂《山东年鉴》;二是依据《地方志工作条例》、《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以及《山东省年鉴编纂业务管理办法》（由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制定）对全省各级各类年鉴进行管理和业务指导;     

试论地方志与和谐文化建设

一、地方志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江泽民同志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     

吉林文学三百年的真实记录——评吉林省文学志

自中共吉林省委1983年决定成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在省内全面铺开新方志编撰工作以来,我省设计中的《吉林省志》93部专业志,迄今已出版了40余部。我有幸从修志伊始即被聘为省志编委会委员。十几年间每有机会读完其中某一新志书稿,都止不住为吉林人民在各个领域创造的历史业绩所感动,不断增添着我对东北大地、吉林乡土的热爱之情。 近日,又读到由吉林省作家协会负责编纂、省作协副主席朱晶与谭其贤任主编,谭其贤执笔撰写、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林省志·文化艺术志·文学》(简称吉林省文学志),我不能不为这部视野宏阔、丰富厚重、知人论文、隽永耐读的文学志所打动。 人们历来投入主要精力关注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文学现象和规律,而对包括我国东北在内的边远地区的文学传统,则因难度较大,系统清理和认真归纳得却不够,这长期是一薄弱环节。滋生于祖     

辽代安德州今地考

安德州是辽代中京道所属渚州之一。按《辽史·地理志》载:“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①按其方位在霸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东南是无可置疑的。可是这座辽代重要州城,其故址所在至今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有些历史文献,根据不同资料和不同的理解,却作出不同的推测。如《热河府志》说:“安德州郡城在柏山之巅,灵岩寺之侧”;《朝阳县志》则说:     

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

《大明一统志》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一统志,其对于明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学界一直流传着"《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的说法,亦即"明一统志馆"说。借诸"e-考据"的研究方法,却无法找到这一历史陈说的史料论据;易言之,"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继之,考证出《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对《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的重新厘定,是"e-考据"的又一次运用,它不仅再次揭橥了e-考据在弥补传统考据方法不足、提高考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而且也体现出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意义。     

《宋书·礼志》编纂体例初探

《宋书·礼志》编纂未依循常见于同时期礼书的“五礼”模式,其体例从总体分卷结构,乃至具体录礼次序来看,与《后汉书》中《礼仪志》《祭祀志》渊源极深。《后汉志》以是否属于神祀区分所收录礼仪性质,由此形成两志并列,同时礼仪、祭祀两分法背后尚隐含了仪注与礼论之别,关涉记录礼制的材料性质。《宋志》沿用《后汉志》所开创这两条重要编纂原则,其卷一卷二与卷三卷四分别对应《后汉书》《礼仪志》与《祭祀志》,又根据实际行礼情况的不同,对此体例做了较多改动,使其更趋完善,最终形成了前二卷侧重仪注形式的“经国诞章”、后二卷主要收录礼论形式的神祀之礼这一历代礼书编纂中极为独特的体例。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袁国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兴起这样两门显学：一门是文化学，有所谓“文化热”和“文化史热”之说；一门是方志纂修学，人们常以“盛世修志”一语来概称之。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史学”与“方志纂修学”之间有极为广泛的密切的关系，这...     

“欲凭文字播风潮”:南社人与上海通志馆

南社是由革命者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他们在近代方志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上海通志馆利用社会各界的南社网络,组建志馆人事班子,从馆长到馆员都是清一色的南社成员。同时,利用南社在其他社会团体和新式媒体的影响力,为方志编纂工作提供便利,从资料收集到成果展示,广泛宣传志馆工作,将修志事业与公共空间紧密相连。     

论《新疆图志》中的国家意识

编纂于清末光宣年间的《新疆图志》作为官修通志,从思想到知识都体现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具体表现有三:1.对国家领土的确认;2.对领土主权的维护;3.对中华民族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