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词《定风波·赞柔奴》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因受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岭南荒僻之地。王定国之妾柔奴随行,两人感情非常好。后来,苏轼见到王定国,发现他经历此劫不但没有颓废,反而性情更加豁达。苏轼问其缘故,王定国说,只因有柔奴陪伴。苏轼问柔奴：＂岭南应不好？＂意思是,异乡荒凉之地,寂寞艰苦的生活,应该是很难熬的吧？柔奴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个小女子真的有大胸怀、大境界。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较之前代,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数量倍增,并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目前,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普遍甚窄,且存在若干含混错漏之处,需要研究者予以更多关注。     

论苏学--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

2001年9月15日(农历7月28日)是苏轼逝世900周年纪念日.苏轼生前已成为同时代人的研究对象,900多年来研究苏轼的文字更是汗牛充栋,并且至迟从南宋起就有"苏学"之称.因此,有必要对历代"苏学"作一回顾,即从苏轼生平、苏集整理、苏轼的分科分类研究以及历代对"苏轼研究"的研究等,作一回溯,以兹纪念.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论苏轼人格境界的庄学渊源

庄子思想对苏轼的人格境界影响颇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就认识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一切,安时处顺,一切顺任自然;其次,就价值论而言,苏轼接受庄子“无用方为大用”的思想,超越“有用”,追求闲适、优游自在的生活;再次,就修养论而言,苏轼静心养性,培养一颗处变不惊,旷达、虚静之心,深得庄学全生保真之旨;最后,就人生境界而论,苏轼追求“神人”、“圣人”、“至人”和“真人”的境界,摆脱世俗的忧患得失,追求庄子式的诗化人生。     

少游“词心”,深契东坡──苏轼、秦观词异同论

苏轼与秦观词的异同,相异在心性、感受、境界,相同在词之雅化、情辞相称、道技并进。二人之异,是秦观走独立创新道路的结果;二人之同,表明两人在艺术创造根本规律上的深深契合。因此,所异正是为了追求根本上的所同。秦观词的创作道路,真正体现了苏轼的艺术创造精神,这是苏轼对秦观推赏备至的原因所在     

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有程度不等的“以诗为词”现象,论证李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从而否定有的研究者认为清照此语仅是对苏轼一人的批评的结论。     

苏轼与黄庭坚的词论

一、苏轼的词论我们首先从苏轼对自己词的批评来看其词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所上引《遁斋闲览》的记事中,载有苏轼的言语以及对这言语的批评: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据此看来,苏轼不擅于歌词,而且连街     

苏轼、王巩徐州诗歌与交谊述论

苏轼任徐州知州期间与王巩多有交谊,二人诗歌互答,志趣相投。钩稽带有“组诗性质”的诗作,既可观苏、王二人在徐州相约、相会过程中诗酒风流的知己之情,亦可窥苏轼知任徐州时对党争的隐性描述及其旷放之外的孤独心境,是研究苏轼文学交游的重要补充。     

释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中的"微意"

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王安石、苏轼二人关系乃至元祐更化之初政治变化的重要文献.古今学者对于该文理解不一,乃至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其原因在于对于制词本身所具有的显、隐二义认识不足.赠官制书,表面上是褒词,不失王言之体,但苏轼采取寓贬于褒、明褒暗贬的写作手法,表达了个人对王安石学术和新法的否定,这也意味着苏轼与王安石二人的关系虽已缓和,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晚明张燧《千百年眼》征引苏轼、苏辙著述考

张燧《千百年眼》中有三十个条目源自苏轼、苏辙之文：或完全抄录苏轼之文,或简单删改、节录苏轼、苏辙之文。张燧抄录苏轼、苏辙之文的原因是：“二苏”相关著述在明代的刊刻,为张燧学术研究提供了载体;学术识见或学术观点的相近;明代中叶以后“苏文”评点热潮的兴起。     

“狗联”谈趣

2006年,农历是丙戌年,生肖排列属狗,俗称“狗年”。狗年说“狗联”,妙趣横生。北宋时,苏轼与佛印和尚是好友,常在一起饮酒、吟诗、作画。有一次两人泛舟河上,谈笑之间,苏轼突然指着岸上笑而不语。佛印和尚顺手看去,只见对岸有只狗正在啃骨头。佛印领会苏轼在挖苦他,不动声色,随印将手中题有苏轼诗的扇子扔到水中。于是,四目相对而笑。原来两人斗趣对谜联,即：“狗啃河上(和尚)骨；水流东坡诗(尸)”。这副“谜联”分别用了嵌画和谐音双关的手法,既生动形象,又含蓄幽默,可见两人属对水平之绝妙高超。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第五代诗词创作叙论——以曾悖与曾协为代表

南丰曾氏到了第五代已经全面衰落,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成为维持家族声名的最重要的方式。曾悖现存诗词均为绍兴中知黄州与台州所作,着意书写个人游赏清兴以表达“方外之乐”,他继承曾氏家族第四代传统,与江西诗派变调诗人韩驹、徐俯、吕本中、曾几等人往来唱和甚密,诗歌受其影响;词以小令为主,能将洒脱与温婉结合。曾协仕途与声名不及曾悖,但现存诗词最多,其诗学苏轼、陈与义而有所变化,词有陈与义的疏爽洒脱。曾悖与曾协代表曾氏家族诗词的两种不太相同的风格取向,曾晦之、曾思的诗作接近曾悼。接近江西诗派仍是曾氏家族第五代的诗歌创作特点。     

王文诰《苏诗总案》作品编年指误

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是一部完备、详赡的苏轼年谱,详细考论了苏轼一生的出处行藏。同时还首次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年,成为后来苏轼文集、苏轼词集的编年基础。《总案》在作品编年方面可谓功不可没,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文诰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而后人往往盲从王氏,一再沿袭其错,故有必要对《总案》进行辨误工作。试举苏轼黄州时期的诗文词各一首,作尝试分析,重新编年,以见《总案》之误。     

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

宋人罗大经引述朱熹批评苏轼兄弟的话说:“‘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早拾苏(秦)张(仪)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苏轼早期文章,颇有《战国策》纵横议论之风,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至于苏轼与佛老的关系,在他遭贬以后,对佛道典籍的兴趣明显增浓,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苏轼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     

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献疑——兼论明代苏文评点的学术价值

苏轼散文评点于明代最为突出,尤其是至晚明时期趋于繁盛,涌现出众多苏文评本与评家.明人主要对苏轼散文的艺术特色从理论上作了总结和把握,并借此阐明苏文的成就及苏轼对散文的贡献,综而观之,虽无开拓创新之举,却也有发扬光大之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苏轼的文学史地位.这也使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显得不够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