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权力与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

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是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对的一种文化殖民现象。本文通过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诠释 ,阐述了东方在东西方文化交往关系中的边缘性和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文化的渗透 ,提出了只有知识权力才是颠覆文化霸权的构想 ,指明了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     

移风易俗:近代上海华人公墓的缘起

上海开埠之初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墓葬习俗,然而传统墓地既不利于城市公共卫生,也不利于市政建设,故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上海租界公墓制度的引入,为华界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范式.沪上有识之士对传统墓葬进行反思和批判,民众丧葬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上海华人公墓由此得以兴起.     

从边缘到中心--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与现状

后殖民主义是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思潮,它最初在西方国家出现,并不断扩展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殖民主义的思想家大多是西方世界中具有东方血统的文化精英.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再加上后殖民思想家的尴尬身份,造成了后殖民主义思想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西方文化霸权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论

西方文化霸权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往中的现实难题。为了正确认识和抵御西方的文化霸权、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交往中应该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主体性的式微与文化霸权的解构

文化霸权问题与主体性问题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文化霸权问题不仅是在主体性式微的背景下凸显的,其中也内在地蕴含了主体性问题,从主体性角度解构文化霸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后现代主义对主体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主体性式微时代崛起的后殖民主义接过了后现代主义的衣钵,在质疑、讨伐主体主义的二元论、本质主义等观念的基础上,从主体性批判的角度对文化霸权进行了犀利的分析和无情的解构。     

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

历史进程在任何时候都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然在这些变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此即所谓的时代转移。若将视野转至整个明代,其间同样存在着内在转移的变迁脉络。正德年间堪称明代时代转移的关键时期,明代风俗在正德前后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正德以前,纤俭、稚质、安卑、守成是当时社会风俗的最大特质;正德以后,风尚颓靡,生活侈美,出现了一股追求艳丽、慕尚新异的风潮。     

中国传统风俗文化与象征

风俗与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通道。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剖析了风俗与象征的关系,论证了其关联的必然性存在,为进一步明确基础概念,打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壁障,做一试探性的研究。     

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互文性观念为视阈

从互文性视阈来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学说与约瑟夫.奈提出的文化软实力有着密切的互文历史关联,它们在重视文化与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方面具有相似性。建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增强综合国力、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在文化霸权理论中,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地位的强调、对"民族—人民的文学家"作用的重视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西方文化霸权威胁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选择

只有存在威胁或是霸权,才会出现“安全”问题。“文化安全”是对应“文化威胁”或“文化霸权”而提出的。冷战结束之后,传统安全观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等领域。面对西方文化霸权,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选择是值得关注的。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风俗变革——以上海为个案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在秉承中央政府移风易俗政策的基础上,以巩固统治为变俗根本,发布了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法令,除旧布新,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推动文明进步和维护地方秩序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极具地方特色。但是,上海地方政府也免不了在变革中犯急功冒进的错误,变革的不彻底性成为这一时期共有的特征。     

文化工业概念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它随着汉语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研究而进入中国当代文论的视域。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或媒介时代的到来,促使中国纯粹的文论与美学向审美文化研究转向,批判与否定性的文化工业概念是这一转折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本文认为考察与阐释文化工业需要一种更辩证的理念和视角,而不是在法兰克福与伯明翰之间、在意识形态批判与实证研究之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     

经济基础与文化变革:中国近现代"反孔"的深度反思

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中可以见识陈独秀等人的现代意识和革新传统文化的勇气,但也暴露出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例如,对孔子文化传统采取革命手段,不符合文化转型的一般规律;较少将文化的更新和社会经济变革联系起来思考,缺乏从经济基础去思考文化问题;政治式的大批判有余,学理式的研究不足.回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群体,还不大懂得文化的变革是渐进的、改良的,而非革命的.故而,五四时期急风暴雨式的反孔,只是让圣人走下了神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孔子问题.陈独秀一代似乎忘却了圣人不怕"革命".     

近代中国宪政移植中的文化抵抗

由于“华夷之辨”所固守的礼义及其外在化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的宪政移植之路充满了苦涩。由于西方恃坚船利炮而来,使中国在移植宪政之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屈辱。近代中国人在立宪的时候涌起的情感,与其说是对宪政的爱,还不如说是一种爱国的义愤。宪政,究竟是一种文明的荣光?还是一种苦涩、屈辱或必须予以消除的国耻?在中国立宪的长时期内,这实在是一个好好斟酌后也不能确定答案的问题。因此,便有了种种对宪政的抵抗:拖延、抗拒立宪;对宪政核心价值的排斥和代换。     

教会学校文化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

一些中国现代作家先后在教会学校中接受了教育,英语学习给予了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知识的语言工具,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对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教会学校的学习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具有文化双重性的特点,大多接受了基督教文化中博爱、宽恕等精神,以批判儒家文化中的忠孝伦理思想;接受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平等、自由等思想,以摆脱传统封建等第思想的束缚;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以追求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理想。他们以其独特的文化素养、思想意识、文学创作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显示出教会学校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三次文化变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化的代表，在她领导的中国化建设的道路上，有三次大的历史转变。这三次化转变是中国化的三次大进步，在三次化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近代中国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

在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的风尚习俗也在不断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中消费习俗的演变十分突出,并且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社会风俗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许多方面的内外因素中探寻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近代商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主要探讨在近代经济发展影响之下消费习俗与消费观念的发展演变,借以了解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风尚的嬗变轨迹.     

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并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是新兴学科在初创期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那样简单,主要是由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文化立场观念的转变使民众被纳入到他们的学术视野中,而五四知识分子在对民间文化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又承继并深化了晚清知识分子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和新民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学术救国的思想,而这些又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及其本身的特点相契合,故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多学科参与。     

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近代变迁述略

在中国近代 ,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 ,中国人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及妇女的地位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不仅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使然 ,更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进行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虽然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运动成为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内在原因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近代变迁的内驱力不足问题。     

当代中国人际关系中的文化嬗变

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嬗变集中体现在人际关系的等级原则逐渐弱化,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开始冲击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功利性的人际关系正在淡化中国的"人情"关系,逐渐抬头的宗亲势力毕竟抵挡不住现代开放性人际关系的诱惑,对整体主义修正的集体主义与潜在的个人主义在现代中国社会同步发展.这种嬗变并非完全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尚不能对此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但现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根基,注入现代的因子,并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向功能,有意识地进行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