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小政治?——论施米特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回应

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关于政治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对话和交流。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于1963年再次修订,在这一修订版的新增注释中,施米特共三次提到施特劳斯。在小政治这个话题上,施特劳斯在1932年的评注中对施米特提出了挑战,施米特则在1963年做出了回应。这次回应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重视。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碰撞是一位政治现实主义者和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交锋。     

论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原则

施米特对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颇具理论深刻性,其观点也是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痼疾的诊断:这种政治是一个反政治或“政治不成熟”的政治,缺乏决断和机缘论是其关键所在。而真正的政治与浪漫主义的审美本质相冲突。施米特作品中的“好战”标志,是他否认政治的浪漫主义、形而上学、道德或经济能够成为真正政治的标准。因此,在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涉及到他们共同否定的东西方面,如何通过读施米特走向马克思显然是个重要且繁难的问题。     

卡尔·施米特政治哲学解读

近代以来,宗教神学经历了韦伯所说的"祛魅"历程。与韦伯同时代并受其思想影响的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以其深刻的理论向我们展示了神学祛魅后的宗教命运:通过对拜技术宗教的深入分析,使他对政治的理解带有宗教色彩。施米特对政治的过度强调,也使他忽视了导致技术盛行的其他重要维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述经济—技术阶段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有待商榷的理解。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问题有着不同的论述,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民主革命奠基政权的正当性悖论。对此,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则建构了一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阿伦特的论述较之施米特的理论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启示。     

马克思的读者施米特和政治技术化批判

作为现代性的技术宰制呈现出多重面相,而将其植入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人们须想到施米特。作为马克思读者的施米特,应对经济—技术思维、经济决定论的虚无主义问题,揭露马克思主义与关于秩序的实证主义学说在结构上的异质,以及提升辩证法的政治—实践哲学取向等等都值得我们细心体味。尽管施米特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对待技术,他片面地蜷曲在“整个政治的历史即敌人严格定义的历史”这一中心点上,从他的理论只能浮惑地和主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推动者——无产阶级理论。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生产规律,还是施米特思虑的是权力政治秩序,都不能抛开既定的“现实性”,也要为必须建立秩序的社会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开辟道路。     

现代政治哲学的世俗化建构--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神性与俗性

17世纪欧洲文化性格的转型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从神学政治到世俗政治的转变。完成这种转变的是霍布斯,他采用马基雅弗利的方法,以基督教的神学政治观摧毁了古代的自然理论,又以古代的自然理性摧毁了基督教的超验色彩。通过对基督教神学的政治化,以个人的政治权利为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政治知识化与科学政治生活的成长

将政治视为一种知识形态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人类对政治的认知水平是与其知识的演进同步的。知识是科学政治生活的基因,是合理解释政治、理性规范政治的基础。政治与知识的这种紧密关系在于知识为政治成为科学提供了系统的理念、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将政治解读为知识,并不排斥经验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政治与作为一种经验形态的政治具有不同的本质意义。政治知识化突出了政治的规律性、可知性、公共性和参与性的特征,而政治经验化则难免将政治生活引入神秘化、个我化、特殊化和封闭化的歧途。“政治是一种知识形态”的命题为理性政治、科学政治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石。     

试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

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从敌人与朋友的界分来理解政治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种关注紧急状态的主权决断论.作为一名反自由主义斗士,施米特继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由梅斯特尔、柯特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堪称战后欧洲保守思潮的杰出代表.     

论董仲舒的政治神学

在过去的研究中 ,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 ,如天人感应论、人性论、灾异论、政治论等等 ,并指出董仲舒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关于这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学界通常认为是新儒学。本文从政治神学的角度透视董氏学说 ,认为董氏学说具有政治神学特征 ,即政治学与神学相辅相成。没有政治学 ,其神学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没有神学 ,其政治学就失去了理论上的终极关照。     

法的精神:启示神学与政治神学

本文以列奥斯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启示神学”和“政治神学”这两个概念为核心,展开了对“法的精神”的讨论,意在反省自身在时代处境中的心境情调,以期引起大家对中世纪神学与启蒙运动中的世俗化倾向的重新思索,其中自然也涉及到中西、古今之争中的现代性问题。     

政治自由理念的近代转向及批判反思

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政治自由通过求善原则体现出来,城邦的公民只要服从善的原则,他们就是自由的.进入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这种求善的原则被拯救概念所取代,人们通过获得上帝的恩典而获得自由.然而,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对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反思,马基雅维里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以"无支配自由"的概念为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奠定了基础.     

德勒兹游牧政治哲学的欲望解辖域化生成

游牧政治作为一种对现代政治的反思与解构,是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纵向思维向横向生成转变的理论企图,在将人的欲望唯物主义化中寻求其哲学基础。在对欲望的生成性考察中,试图说明对人性放逐的游牧式政治,既是对现代政治哲学的平面化与块茎式解读,也是对现代政治铁笼的逃逸与反叛。与其说游牧政治是对俄狄浦斯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精神分裂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建构。游牧政治将欲望解辖域化后分散在个体中得以展示其动力的同时,又在精神分裂者中得以凝聚与释放,在冲破理性总体化的约束中实现欲望的非理性游牧化。     

论董仲舒的二元政治观

基于对客观物质性的“天”的认识,董仲舒提出了正确反映汉代社会政治的本质 和 规律要求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措施,是一种在当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 响的自然政治观。但是,另一方面,董仲舒又以道德之天、神秘之天来构建其以“大一统” 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并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框架,最终只能陷入神学政治、 忏悔政治的窠臼。     

政治性与政治:后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视野——以穆芙和巴迪欧为例

尽管政治性与政治的区分已经在西方左翼政治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但这些思想家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因其各自的思想而迥异.本文将这一对区分的渊源追溯到卡尔·施米特那里,并从一种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对政治性和政治的区分进行政治解读,尤其是以两个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穆芙和巴迪欧--作为例子,详尽分析隐藏在政治性和政治区分背后的左翼路径选择的差异.     

当代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中国政治发展

从政治发展理论角度,认识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当代中国民营资本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的概念、内容等层面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揭示资本政治诉求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结论中国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是推动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

当代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论敌之一是保守主义,尽管有人也把自由至上论者划为保守派,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施米特、斯特劳斯等保守主义者否认理性、人际平等、个人权利、民主和法治,认为这些都是虚幻的东西,强调传统价值观和全能的政府,否认政治分权和多元监督,因而与以个人权利为基石的自由主义必然发生重要的理论分歧。但保守主义的理论却很难站住脚,尤其是在当今普遍追求政治平等和张扬法律权利的时代。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开拓者、奠基者。他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近现代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发展了马克思经济与政治的分析框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框架分析中进一步揭示政治的本质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第二,确立了中国政治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思想。第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政治沟通分析：背景、框架与评价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政治沟通分析的兴起与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其直接诱因;从现代学科的发展说,政治沟通分析的兴起得益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政治沟通分析也是政治学研究范式从传统的法律一制度主义范式向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发生重要转变的产物和表现。政治沟通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政治信息、信息发送者、信息沟通通道、信息接收者、信息反馈等五个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这也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沟通过程的基本要素。政治沟通分析方法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政治沟通分析理论的学者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一批既具有经验含义又具有系统含义的操作化概念结构;政治沟通开启了把政治信息作为政治分析单元的先例;政治沟通理论是对政治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