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建构

在西方社会,合理性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合乎自然理性到合乎科技理性再到合乎交往理性的历史演变过程。合理性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反思科技理性的主题话语,应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指向性目标。我们应该努力在科技理性、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对道德合理性的现代论证

道德的合理性问题是重建现代道德的关键,道德合理性有三个可以论证的因素:现代道德的生存论背景;人的理性能力的超越性和人性转化的可能性。改变启蒙以来排他性两分的理论构架,从宇宙与人、天道与人道等关系的角度来论证道德的合理性,可以为从封建神学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如何理解道德的内在根据提供可依标准,并为重构现代道德提出了可尝试的思路。     

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构

“价值个体主义”直接威胁着道德的合理性基础, 对当代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构成了重大挑战。“价值个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大后果, 它与现代道德论证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位移, 使得“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道德合理性的深层矛盾。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扬弃价值个体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着重大原则差异的立场, 其中马克思从人的生存方式转换的角度出发, 坚持“实践性”、“辩证性”与“人文性”等基本原则,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帕菲特道德哲学之基石：理由与合理性

帕菲特的道德哲学是在规范并分析“理由”和“合理性”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其理论“大厦”是在“理由”和“合理性”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帕菲特认为,人是宇宙唯一的能够回应理由的理性存在。我们应该接受某些基于价值的、客观的理论,行为的理由从那些给予我们理由去拥有欲望或目标的事实中获取力量。实践合理性与认识论的合理性的关键区分,在于对实践理由的自发回应和对认识论的理由的非自发回应。     

治理、合理性与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重构

治理显现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弥合的一线光明,它既体现了追求效能的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亦体现了追求民主生活方式的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二者较为和谐地共存于治理之中。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价值对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构与巩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理性与认知合理性

西方哲学在知识的合理性评价问题上所提出的"理性"标准,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理性"作为知识的合理性标准,即使不是唯一的,起码也是最为主要的.然而,当基督宗教依照这种标准建构自身的合理性认知体系并评价其知识地位的时候,却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其结果是导致了"理性"含义的重新界定,并在当代的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引发了富于戏剧性的争论.     

行为理性与公共政策合理性的实现

行为理性是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念建构的理性形式,它以观念形态显现人的行为目的、行为过程和行为方式,是理性把握人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最高形态.它在更高层次上整合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理性成为一个整体.认知理性追求的是"真"、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善"、行为理性追求的是"美".真、善、美的统一是合理性的最高境界.公共政策是行为理性创造出来,对人与客观世界未来关系观念建构的主要形式.从行为理性的视角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它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规范性的统一.三者统一的承载体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同人类社会发展沉淀的社会规范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要实现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必须无差别地赋予人民群众中不同阶层和群体公共政策的初始话语权,使他们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公共政策方案设计与选择和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真正发挥决定的作用.     

试论需要与合理性问题--探寻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

需要与合理性问题作为价值哲学的两个核心问题,是当今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课题.今天,它们已成为进一步深化价值论研究所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与合理性问题的共同症结在于人们对需要的实质及合理性之理性理解的分歧.从实践观念的思维方式看,需要实质上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具体而言即一定的主体为自身生存发展而与一定客体处于矛盾对立关系中的能动统一趋向.合理性之理性作为人们现实生活指导,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有认知、实践、评价等方面的内含.综合考察二者,我们便发现价值哲学中一个重要课题--合理需要问题的凸现.     

实践合理性的研究视阈

在现代源于实践负效应的出现,人类开始思考实践的合理性问题。根据实践的各种形式及支撑实践的理性,哲学家们认识到必须树立合理的观念,采取合理的手段,实现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为人类的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寻觅途径。     

合理性:理性精神的当代意蕴

从韦伯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分析 ,到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思想的确立 ,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 ,为全面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合理性的内在思想蕴涵提供了理论依据。合理性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 ,追求人的价值性、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它的真实思想蕴涵 ,并非只是体现于外在于人的工具和手段上的形式合理性 ,而是内蕴于其中的“合理性精神”。这一精神蕴涵于人的超越性、反思性、生活实践性之中     

对工具理性及其批判的再批判——哈贝马斯：“合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合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韦伯将理性认知一工具化并视为合理的，他混淆了不同结构的合理性，其批判准则亦具相对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主观理性、并通过大众文化批判来突破主体性；他们以模仿重构合理性的认知结构，对客观理性的认知结构是抽象的，其文化批判准则亦是物化的；哈贝马斯通过工具理性及批判的再批判，通过交往合理性整合不同有效性，形成合理性的规范结构，批判准则通过主体间论证获得普遍性，交往合理性重构了合理性的认知结构与批判准则。     

论权利的合理性基础

关于权利合理性的基础,国外哲学界提出了以人类本性为基础的自然权利理论、社会正义理论和功利主义理论等三种观点,但都未能对权利的合理性基础作出圆满的解释。本文提出的权利基础的历史正义论认为,主体对自由与安全的追求,是权利合理性的主体基础;正义的形式原则,是权利合理性的逻辑规范基础;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权利合理性的现实基础。一种权利规范只有同时建立在这三重基础之上,才能具有真正的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的逻辑进路

本文对科学合理性的工具理性传统作了疏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实在论、后哲学文化等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探索的逻辑进路的分析,发现当下主流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的唯科学论与反科学论两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争论的实质,并非简单地消解科学理性,而是试图重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即由纯粹的客观理性、简单的工具理性,向客观理性、工具性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综合理性方向挺进,从而呈现科技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的相得益彰.     

试析评价合理性的意涵

合理性内涵歧义丛生，追溯合理性的历史渊源，合理性是一种新的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面对评价的合理性是否存在的诘难，作者认为合理性的基础在于社会事实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评价合理性的内在本质规定在于评价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合情与合理的统一，是合价值性与合工具性的统一。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伦理秩序的合理性

合理性问题是伴随着理性至上主义的式微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置疑而在20世纪西方哲学、伦理学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伦理关系合理性是在对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具体交往关系的根本性把握中获得的;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合理性基础上的,伦理秩序是"活的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本身也要受到合理性的反思,正是在反思的过程中获得了合理性的存在。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中交往行为的合法化问题是哈贝马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哈贝马斯本人思想的切入点。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     

现代文明难题与儒家美德合理性基础论证

现代社会文明存在着诸多难题。如何解决"得"、"德"的矛盾关系,现代道德文明建构中的双重困境与道德与生活关系的处理,困扰着当代中国人。"麦金太尔问题"与"海因兹困境"等命题的提出,不仅揭示了伦理—社会价值生态,也对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的基础提出了疑问。通过对儒家美德的现代性批判可以论证其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也为现代文明难题的化解提供了尝试。     

民族教育合理性分析

重视和发展民族教育 ,除了巩固边防 ,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促进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等之外 ,也是少数民族成员的生存、发展、人性和人权所必需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合理性的人性根基

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合理性的传统解释大都停留在事实认识层面和经验形态上，缺乏深层次的哲学追问和理论深度。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满足人的物质方面的需要，提升人的自然性；能够满足人的社会方面的需要，实现人的社会性；能够满足人的精神方面的需要，丰富人的精神性，这些为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根基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