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研究历史

当前历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历史研究中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題。这一讨论对于推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捍卫、宣传与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都有重大意义;因此是很必要的。读过有的同志的文章以后,我认为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題需要提出来。就是必须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去运用阶级观点,研     

关于心理学若干问题的讨论——上海社联举行心理学问题讨论会

为了把心理学的討論与研究深入推进一步,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2月1日,邀集上海心理学界专家学者、教师学生60余人,就心理学上存在的一些理論问題,作了初步討論。会上涉及的問题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其一是人的心理的阶级性問題,在这个問題上,着重談了人类的心理規律以及一切的个性的个別差异是否都有阶级性;其二是心理学的对象与任务問題;其三是生理与心理的关系问题,巴甫洛夫学说在心理学中的意义与作用問題。这三方面在同志們口头或書面发言时虽有所侧重,但是相互联系的,归根究底是人的心理的阶級性问題。关于第三方面的問題,发言者意見比較一致。     

《东西均》“合二而一”命题的剖析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问題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爭论。这一爭论不是什么字句之爭,它直接涉及到人们对馬克思主义辯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问題,也间接涉及到如何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古人思想的问題。“合二而一”一语出自方以智的《东西均》。按照杨献珍同志的理解,这句话是“中国古代的关于对立统一的光辉思想。”这一看法受到反对后,又有同志认为,这句话虽未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但却表述了对立统     

有关社员劳动报酬计入农产品成本的几个问题

(一)社員劳动报酬应該計入农产品成本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报酬应否计入农产品成本这个问題,目前在经济学界有不同认识,实际工作中也还沒有很好解决,因此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都认为要结合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題。大家都主张,社员劳动报酬是否计入成本,应该从是否有利于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促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以及是否有利于国家制定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来考虑问題。这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落脚点。这种讨论的前提我完全同意,现在就根据这个精神,对有些同志的论点提出一些商榷意見。主张社员劳动报酬不宜计入成本的同     

湖北省经济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利润问题

最近,湖北省经济学会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利润问題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经济理论工作者、有关的领导机关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同志。讨论是围绕着《江汉学报》第十期上发表的马正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这篇文章进行的。绝大部分的同志都认为,马正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利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讨论开始时马正同志作了补充发言。(见附录) 下面是讨论中提到的一些论点。     

实践不能确切地证明真理的适用范围吗?——与陶德麟同志商榷

去年《新建设》第10期上发表了陶德麟同志的《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问題》一文。陶德麟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一种认识是不是具有不依賴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內容,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相符合,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真理,这种事情,实践是能够确切地证明的。……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的表现。当然,问題还有另一面。科学理论中确实还有不能为实践所确切地证明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真理的适用范围问题。……真理界限问題归根到底还是可以依靠实践得到解决的,但     

略论判断恰当的基本含义及其衡量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判断必须恰当。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问題。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学习、工作、劳动,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对事物作这样或那样的说明,即作这样或那样的判断。因而,判断如何恰当的问題,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題,也是一个与实践有关系的问題。这不仅是逻辑工作者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題,而且也是每一个人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題。     

論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

目前在逻辑学界爭論得最热烈的問題是“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問題。这个問題是有关形式邏輯的重要問題。它牽涉到形式邏輯对象的性质、客观基础以及形式邏輯在認識中的作用等一系列根本问題。在討论过程中,有的同志主張真实性和正确性是統一的;有的同志則坚决反对这种看法。究竟真实性和正确性是不是統一的?我感到有以下     

关于我国农产品价格中是否存在“级差地租的残余”问题——与余霖同志商榷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产品价格决定和级差地租的关系问題,已经讨论好几年了。多数同志坚持主张农产品价格必须由劣等生产条件的农产品的个別价值决定,因而认为级差地租的存在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研究》1964年第6期发表了余霖同志《级差地租和我们的价格政策》一文,从理论上、事实上断然否定了这种流行見解。余霖同志指出我国农产品价格是低于它的价值(平均劳动消耗)的。他认为,农产品的价格应该取决于中等的生产条件,同     

关于真理问题的两个问题

在当前关于真理问题和实践标准问题的爭论中,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題: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原理或说相对真理,在新的实践面前是否可能被修改和补充,对于这种科学原理是否可以采取批判的研究的态度?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 下面就这两个问題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参加讨论。讨论中的多数同志都认为,一种科学原理既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那就不可能再被修改或补充。他们说,被修改的只能是错误,绝不会是真理;如果真理还可以修改,那么,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就值得怀疑了,实践标准实质上就被取消了。     

究竟是什么决定作品的性质?——与王士杰、高正荣二同志商榷

站在无产阶級的立场上,用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写历史題材的文艺作品,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对于这一問題,我和李冬生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王士杰、高正荣等同志的回答是否定的。现就爭論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再談談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志。     

評严家炎同志对《創业史》的評論

读了严家炎同志写的评介《创业史》(第一部,下同)的四篇文章,感到其中许多论点不符合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指示精神,许多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在涉及到文艺创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題时,与“写中间人物”理论的倡导者邵荃麟同志,以及这一理论的鼓吹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     

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列宁物质定义一致性的基础

对于列宁物质定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的物质定义只是从认识论角度下的定义,没有涉及本体论的内容。它只回答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没有回答物质本身究竟是什么。因而,列宁的定义是不完备的,必须把本体论的内容补充进去;或者另外提出一个纯粹本体论的物质定义。有些观点则认为,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完整的科学的定义,它既有本体论的内容,又有认识论的内容,列宁的物质定义是高度概括的科学定义。然而,上述这些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割裂地对待本体论和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它结束了传统哲学中本体论与认识论割裂、对立的历史,将它的立足点放在两者的对立统一的基础上。因此,对于物质范畴、物质定义的讨论,也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石出发。     

赵洵講语言学与方法论问题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同志最近应武汉大学和湖北省语文学会的邀請,前来武汉作了《捍卫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语言学与方法论》、《索绪尔学说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原理》、《语义学的几个问題》、《俄语语法中的几个问題》等专题报告。在有关的报告中,赵洵同志对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发表前后的历史情况作了论述,认为必须充分肯定这一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当时苏联语言学家长期未能解决的语言学上的一系列理论问題,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飞跃的爆发与非爆发两种形式等哲学问题上     

駁“人类感情”論

馮定同志在他写的書和文章中,有好些地方涉及到伦理、道德問題。在馮定同志的道德观中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所謂“人类感情”論。馮定同志认为:在人与人之間,有一种“根据自然本质而来的”、普遍存在的、共同的“人类感情”,它构成了伦理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基础。他还主张根据“人类感情”来处理道德的继承問題;强調建立家庭中的具有“融洽气氛”的“感情生活”,根据“人的感情”来建立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本文拟就上述观点作一些初步的剖析。一、以人的生物性来排除人的阶級性     

对封建统治阶级正面人物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再与王瑞明先生商榷

对于李纲这个历史人物,我研究得还很不够,谈不上对他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评价。我写《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纲》一文(《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只是提出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观点、方法来评价像李纲这样的历史人物的问題,以此求教和引起讨论。王瑞明先生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一文(《江汉学报》1963年第12期)中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題,帮助我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題,值得感谢。但是在李纲对待农民起义的立場有无转变、李纲爱国思想的实     

从我国实际情况透視生产价格論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的基础问題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生产价格的主张。这一主张提出以后,有人表示赞同,有人表示反对。持有这一种主张的同志认为:以生产价格为依据的价格形成,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客观要求”;反对这种主张的同     

評“类型性格”說——与应汉光同志商榷

应汉光同志的两篇论文,对典型问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共同性格”卽所谓“类型性格”,并且认为这种“类型性格是典型共性中的初级本质”,“是从个性到阶级性的中间环节或中间因素”。尽管他一再声明所谓“类型性格大于阶级而不超阶级”,但从他的具体论述看来,我们仍然觉得,所谓“类型性格”云云,不过是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与阶级观点直接相违背。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下面,我们就应文中的几个主要问題,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应汉光同志的“类型性格”说,是以所谓“事物的本质不止一个”为哲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党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关于李秀成问題的讨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史学领域內的反映房蒲б灰晕薏准妒澜绻畚傅?要不要从无产阶级政治利益和需要出发,归根到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要不要插在历史科学的阵地上,是这場讨论的中心问題。在讨论中,不少同志把革命性或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罗尔纲同志自称“是个做惯考据工作的人,不会做史论”。他的办法是把资料排列起来,“让读者自己去评断李秀成是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叛徒”。然而,事实上党性与科学性是不能分割的。自称专搞考据     

是批判的继承,还是全盘肯定?——再与冉昭德先生商榷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

冉昭德先生的《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一文,是针对我的《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一文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冉先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讨论的问題。本文着重于对几个有关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问題,提出一些与冉昭德先生不同的看法,以便于进一步讨论。分歧的实質是什么? 关于我们讨论班固的《汉书》问題的分歧,本来是很清楚的。冉先生一味的称赞所谓班固的历史观的“进步方面”,认为班固对事务的看法能“不偏执一端”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