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姓氏研究的意义

姓氏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姓”最早来源于远古时代的各种图腾和地名 ,“氏”为“姓”的分支 ,“姓”以别婚姻 ,“氏”以分贵贱。秦汉以后 ,姓氏合一 ,数量大增 ,值得一提的是胡姓的汉化和汉姓的胡化。南北朝以来 ,由姓氏而产生了谱牒学。姓氏学的研究可以满足人们探讨个人来源 ,了解自己祖先的要求 ,增强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意识与团结     

北朝碑刻胡姓改化姓氏词初探

少数民族姓氏简化有规律可循，大体上是将简化的单姓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单姓（多为汉姓）相结合，改后的单姓与原有复姓之间或语音上、或语义上、或文字上总是存在种种联系，体现了改姓之初有利于民族融和的意旨。这可以从北朝碑刻中胡姓改化姓氏词得到证明。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至今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古代"汉化"相比,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在内涵上已有了很大不同。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元代东迁西域人礼俗汉化之考察

元代东迁西域诸族及其后裔,因久居华夏,乃深受汉文化影响.他们"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深受中国传统礼俗的感染,遂取表字、采汉姓,冠居名、堂号,并遵丁忧、汉丧之制及行节义之礼,可见东迁西域人在元时礼俗已多汉化.     

英汉姓的语义取向

表示人的家族系位称号的姓,是标志人类群体的一种特殊语言代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姓氏来对祖先表示敬意的国家,而现代史上英语姓的发展速度最快,对英汉姓的起源和发展所进行的语源学、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揭示:英汉姓的语义取向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之处.这种共性基于人类的共同性和共知原则.与此同时,在不同部落、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审美观、价值观和社会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下,英汉姓的语义取向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英汉姓的语义取向的民族特征.     

再论鱼通高杨二姓的来历──兼论鱼通土司与天全高杨土司在历史上的关系

鱼通（今康定县的一个区，古鱼通比今鱼通区地域更广）与天全地域相连，皆为古氏克部落居住地，后来都实行土司制度，历史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关系极密切。天全土司在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以前，都是高杨二姓担任正、副土司。由于天全土司离内地近，受汉化程度更高，越往后对鱼通的影响也就越大，以致鱼通人取高。扬二汉姓者较多。但是，扎西郎甲先生在1990年《民族论丛》第八辑撰文，提出关于鱼通人高扬二姓来历的见解，是不准确的。本文拟就鱼通与天全历史上的关系，鱼通人姓氏状况，对鱼通人高杨二姓的来历作进一步考证。     

关联理论照应下的英汉姓名翻译中的文化缺省与补偿

基于关联理论,文章探讨了英汉姓名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传递时出现的文化缺省现象,总结了英汉姓名翻译中导致文化缺省的因素。文化缺省应该补偿,补偿方式应灵活选择,以寻找最佳关联,传达原文意图,尽力使译文受体欣赏到原语所特有的异国情调和文化内涵。     

米姓回族粟特人迁居中国的考察

20世纪以来,"粟特人在中国"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大部分集中于他们的汉化问题,对于其中少部分人回化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在回化的昭武九姓中,米姓占了绝大多数,因而米姓也成为回族中较有代表性的姓氏,也是回族最古老的汉姓之一.米姓回族在中国有广泛的分布,其在历史上活动的记载也很多,显示出中国境内民族发展和融合的多样性特征.     

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研究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的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汉化”.外来词的汉化按语言三要素可分为“语音汉化”“语义汉化”“语法汉化”.同时,汉语受外来词的影响,也会产生“外化”现象.“汉化”与“外化”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高欢、高澄父子与东魏的汉化

从高欢对待汉人的态度、对待汉化的策略与措施 ,及其子高澄对待汉人与汉化的态度、措施等三个方面 ,考察东魏的汉化方向与过程 ,可以看到东魏总体上是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