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违法犯罪监管的博弈分析

证券违法犯罪会降低证券市场的效率，对其监管被认为是一场迄今“没有取得胜利的战争”。罪犯犯罪的概率取决于监管成本和发现犯罪行为后对市场的弥补收益，监管者监管的概率取决于罪犯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监管者如不能全面加强监管力度，也可以通过降低监督成本，加大惩罚力度降低证券市场犯罪的概率。     

论金融科技监管权的本质及展开

我国理论界多将金融科技监管权视为一种斟酌市场因素的行政权，忽视了金融科技监管权的多元特性。我国深受德国等大陆法系行政立法的影响，强调对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监管，但其并不适应于金融科技监管之需求。金融科技监管权缺乏合适的理论支撑，导致实务中陷入“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英美立法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权脱胎于市场自律规则，主张以“金融风险”作为监管客体，这就形成了金融科技监管权与传统行政权的本质区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管制关系。相应地，金融科技监管权是以“风险监管”为双方共同目标的特别行政权。基于此，在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基础上，我国应当在既有监管规则框架内引入原则监管理念，形成“规则+原则”的二元风险监管机制，确保我国金融科技监管权“收放自如”，实现法律规范与市场发展之间的平衡与促进。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双赢：规避和管制的博弈分析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需要突破；另一方面，监管层必须严格防范过度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因为新的金融产品、交易方式和管理办法可能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采取动态管制措施以约束金融机构过度创新，从而形成金融管制和金融创新的交替上升过程，双方在监管—违规 (合规) 创新—罚款 (监管)的均衡路径上重复博弈，因而的确存在“双赢”的可能性。当互联网金融适度创新水平低于临界值，创新活动出现高风险时，互联网金融适度创新的临界值与过度创新的罚金正相关，与监管成本负相关；当监管力度大于临界值，监管有效时，监管力度的临界值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额外收益、适度创新成本正相关，与适度创新的社会收益、过度创新的成本和罚金负相关；当互联网金融的适度创新水平和监管力度均等于临界值，意味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与监管“双赢”。当前亟须构建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互联网金融创新制度、规则和法律建设，做好风险预防和对高风险产品的监管。     

民间金融管制的理论基础探讨

本文对金融管制理论进行了梳理和简要的评述,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金融管制理论只是论证了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金融组织特别是银行自身的财务特点所导致的金融脆弱,需要引入政府管制。但上述两个理论都无法论证政府监管当局是怎样实施管制以及管制的绩效。而金融管制的私人利益理论则从多个方面论证了金融管制的效果以及影响金融管制效果的关键性因素。政府是否能代表社会公共利益、金融市场的变化是金融管制制度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金融管制利益格局的设计、监管能力的好坏、管制成本的高低、管制者制约机制的建立对管制绩效的发挥起到重要的作用。上述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民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民间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引入外部力量给予必要的管制。为保证民间金融管制绩效的发挥,在管制的制度设计方面,应当注意安全性、公平性和效率性等管制理念的协调,管制者利益格局的平衡、监管能力、管制成本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     

网上证券直接交易的法律规制--以美国法为对象的研究

网上证券直接交易能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传统监管法律规则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网上证券直接交易的需要,须结合网络技术发展而不断更新。我国应借鉴美国监管经验,及早确立网上证券直接交易的法律规制之道。     

个人征信业监管政策改革的法制思考

个人征信行业是信贷领域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是近年国内个人征信业的监管政策重在严格的准入管制,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征信业的国际监管规则与行业发展趋势表明,准入管制背离营商环境法治化要求,存在诸多商榷的余地。推动征信行业市场化应以法治精神为指导,及时放松个人征信业准入管制,创新监管机制,减少监管者对市场准入的过度干预,确保市场主体金融公平,监管重点由准入管制调整为对行业的事中事后监管,方可激发征信业活力。     

金融中介机构法律监管机制研究

民间金融机构的成长是市场成熟之必然结果 ,加强“看门人”群体管制则是实现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政府监管与行业监管并进是解决当下监管困境中法律规则粗泛、中介行业恶性竞争、雇用机制设计空缺、行业及从业人员道德伦理滑坡等问题的关键。完善“看门人”制度应从建立健康高效的金融市场角度出发,以服务社会的责任理念为指引,以严格的治理规则设计为方向,以渐进式改革模式作为完善金融中介机构法律监管机制的实现路径。     

股权众筹中的投资者利益保护:路径、基础与制度建构

与国外股权众筹制度建立在小额融资的基础上不同,我国股权众筹制度遵循对公募与私募区分监管的逻辑,由此导致众筹的定性错误、运行混乱。股权众筹的正当性不在于其公开性,而在于其小额融资的微金融特点。传统融资制度下初创企业融资难是股权众筹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股权众筹的特性要求放松事前管制,实行核准豁免或注册豁免。股权融资制度实施中出现的融资欺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并不能抵销该制度带来的社会利益增长效应,我国应在股权众筹自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包括设定合格投资者标准及众筹主体资格限制,强化对融资者行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在承认众筹平台多样化、自治性的基础上予以分类管理等。     

论我国国际投资法的不足与完善

针对我国国际投资法存在的不足,应正确定位我国当前的国际投资法,完善政府监管,放松对民间资本境外投资管制,转换观念,“引资”与“投资”并重,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完善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核心的海外投资保障体制,以推动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完善.     

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利益协调的规则传统、发展趋向及本土构建

互联网时代的著作权保护面临着私益保障与网络技术服务的利益权衡问题，“避风港规则”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利益权衡的体现。“避风港规则”摆脱了过苛的严格责任而走向责任豁免，有益于促进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发展与中介参与，并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对著作权保障的效益促进。但是，“避风港规则”的提出背景已经发生变化，该规则保护的利益主次值得反思，而且加强网络监管、自我审查义务和预防性前置等也决定了不能过多倚重“避风港规则”。由此，应对“避风港规则”进行适用路径上的超越，即由中立帮助行为合理填补该规则的现有不足，据此审查和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与否，并且辅之以著作权合理使用、外部监管与内部审查机制的完善，从而既省却了“避风港规则”带来的理论弊端与适用纷争，又真正实现了网络时代著作权保护的私益保障与网络技术服务之间的利益协调。     

基于过程的政府管制对市场结构演进的影响机理研究

基于传统的管制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本文打开了“政府管制”和“市场结构”的黑箱,从动态的角度把管制过程分为行政过程和市场过程。政府管制对被管制市场结构的影响机理体现在,管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组织机构、制度协同、听证设计、产权界定、管制方式和策略性活动的变化对市场结构演进中的社会关系、分工协作和产业组织的影响。最后总结并针对我国的问题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证券立法的最新发展及趋势

证券立法具有阶段性、行政性、分散性、封闭性的特点。目前我国证券立法存在较高层次法律法规缺少、部门规章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实践中自律性规则或合同规则的作用较弱、有些证券法律机制的构造不合理、证券市场本身存在不规范现象及制度成本过高等问题。今后,我国证券市场将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证券产品日益丰富,二是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建立,三是发行与交易制度的创新,四是混业经营和证券公司组织体系的创新,五是技术创新的发展,六是证券市场逐步开放,七是管制放松和监管加强。     

美国反垄断法"变异"对媒介管制的影响

公共产品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媒介产业属于政府重点管制的行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反垄断法由法律进路向经济学进路的“变异”,经济学进路的反垄断法成为美国政府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媒介放松管制的转换理念。在媒介“解法”胜过媒介管制的环境下,“国家利益”压倒“公众利益”,美国反垄断法对媒介管制的约束力表现出其有限性。     

论“守门人”制度的嬗变及其对完善我国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启示

作为“守门人”的主体具备对通道的控制力，在相关制度的发展中承担监管辅助者与被监管对象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平台责任中应厘清“以网管网”与对超大型平台特殊监管的不同规制逻辑。“以网管网”属第三方执行策略，利用第三方平台的“守门”能力以监管用户的不法行为，在此过程中平台承担着辅助监管者的角色；而特殊义务制度通过对超大型平台课以一系列特殊义务，以约束和引导其私权力的行使，防止其“守门”权力的滥用。我国应在充分利用平台“守门”能力的同时有效避免“守门”权力的滥用，强化超大型平台特殊义务的构建，通过填补相关立法空白、优化“守门人”界定、设置区分性义务、保留规则的灵活性等手段引导平台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     

政府监管权的法律定位

政府监管权作为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区别于宏观调控权和资产管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重构的产物。监管制度在典型国家的确立及发展给我们的制度启示是:监管制度以市场机制及其自身的问题存在为前提,只针对特定的问题、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并发挥绩效;监管权的赋予以及监管机构的设立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并采行“一事一议”,即一部立法确立一个特定的监管制度、赋予一个特定机构以监管权。监管制度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合理内核,从行政机关理性化的角度而言,其作出正确管制决策的机会比立法与司法机关更多。     

美国的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

职业安全与卫生监管是美国相当传统的管制形式。总结分析美国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 (OSHA)的监管方式、体制、替代和补充方式等方面,指出其在法律体系、权力分散和制衡、多样化的安全计划、政府管制和民事诉讼的联合使用等方面的特点,对转轨时期我国职业安全和卫生监管有借鉴之处。     

信息不对称与内部性政府管制失败及对策研究

内部性政府管制是指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工作场所安全或者合同条款完善程度的政府管制,它主要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内部不经济有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的市场失败是内部性政府管制的根本原因。虽然市场机制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败有缓解作用,但是内部性政府管制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败的必要手段。政府管制也存在管制失败,除政府的特性的原因以外,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针对政府管制失败,至少应从建立租金消散机制和建立政府行为过程中的激励机制等方面采取措施,抑制内部性政府管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政府监管制度研究

非公平关联交易是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主要途径之一,对关联交易的治理是各国资本市场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主要有会计管制和证券监管。财政部、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是我国资本市场主要的关联交易规制与监督机构。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的政策建议:协同改进对关联交易的会计管制和证券监管;强化各监管主体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降低监管成本,提高违规成本;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     

我国电信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电信改革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我国电信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恶性价格战，互联互通不畅表明电信监管中管制不力，问题突出。如何加强电信监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促进通信产业发展，是当前无法回避的问题。     

论对外资银行的法律监管

外资银行包括合资银行、外资独资银行及外国银行的分行等 ,各国都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对其加以管制。在宏观监管方面 ,主要涉及国家对外资银行采取的政策原则和市场准入的法律管制问题 ;微观监管主要涉及外资银行的活动范围和风险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