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后体制下的乡村政治:变迁与重建

本文的研究将遵循已有研究所提供的方法和理论启示，运用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具体是经济上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政治上乡政权建立以后的乡村政治发展作一个客观的总体性分析。因为各地撤销公社建制没有统一的时间，因此，这里也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日期的话，大约是在１９８３年前后。公社体制下国家是通过经济组织来控制社会的（把社员编入一个个生产单位）。公社解体后，国家的政治权力就缺少了体制规定的经济依托。因此，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分化，但公社后体制（乡体制）仍…     

中国乡村自治:现状、问题与趋势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了6位学者的5篇文章讨论中国乡村政治发展问题,又约我对这几篇文章作一个综合评论,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几位学者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文章自然是他们各自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我对他们的看法持有异议,要想在这样的短文中讨论清楚,是不很容易的。但许多问题能否搞清楚往往和讨论的时间长短无关,要紧的是大家通过每一次讨论能够加深对问题的理解。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也就不再为对各位学者的文章说长道短而不安。一、关于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中国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村民自治选举的展开为核心,但这项事…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近代获鹿县乡村治理模式浅析

长期以来,在传统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设,一是把中国传统的国家制度视为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制度,严密地控制乡村社会,使中国乡村无法发展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或自治制度;二是认为乡村社会有一定的自主性。它们依靠宗族的凝聚力,或者士绅的影响力,能够抵制国家权力的渗透,并且按照当地的旧规、习俗调节村社或宗族内部关系。以上两种观点,虽然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也有其相近的看法,都承认传统中国存在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且相互对立。而来自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     

伟大人物出现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曾经是历史上一个斯芬克斯的谜,纠缠不清。马克思主义才开始科学地说清楚了这个问题。社会历史有其发展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马克思援引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社会时代的需要是一种必然性,因之而出现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伟大人物,则是一种偶然性。恩格斯说得更明白了:     

红色区域内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川陕边苏区为例

红色区域内的乡村社会研究 ,在中国大陆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近代以来 ,乡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经做出过很大的努力。但历史已经证明 ,国民党所实行过的“乡村自治”以及保甲制度的回归 ,没有给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反而使其在更加无序的基础上存在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尽管在形式上彻底地改变了几千年乡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 ,但由于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 ,决定了它的主要目的是应付战争和争取生存环境 ,因此也不具备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体制机能     

民主文化与中国的民主建设

民主虽然主要是被理解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或政府同民众的政治关系,因而制度建设必然成为民主的核心内容;但是,民主在一个社会中的全面实现不但要求相应的物质基础,而且也要求相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上说,民主的深层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显然,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基础,制度性民主也只会停留在社会表层並趋于形式化。不适合于民主的文化背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时期、晚清民国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和乡政村治时期四个阶段。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分别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分析,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     

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

由于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它推动了此后的城市化大跃进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因此,它也就造成了对乡村的破坏以及乡村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从而也就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价值哲学与中国情绪

价值哲学是时代的需要,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得到的回应,不会是共时的.如果不改革开放,使中国同世界接轨,我国的价值哲学的研究,还可能是禁区.中国近十几年来的价值哲学研究深入发展得这么顺利,得益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得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市场经济需要研究价值.没有需要,没有价值就没有市场.没有需要的丰富和发展,没有价值的扩展和增大,就没有市场的开拓,价值哲     

韧性乡村：当代流变与国家建构——兼论城镇化中的民生安全

韧性乡村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基础。乡村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基本面,韧性乡村以韧性农业为经济基础,以韧性农村或村庄社区为重要载体,以韧性农民为核心要素。没有农业发展、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乡村就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市场交易风险和城镇化发展压力。中国乡村不乏韧性,传统乡村的风俗、人情等地方性资源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的系列乡村建设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乡村韧性。然而,城镇化发展在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却增加了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致富的不确定性。尽管乡村的“公共性”和“包容性”机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乡村韧性,使其“弱而不衰,脆而不碎”,但它们的作用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明显式微。为了破解乡村发展体制僵化,阻断乡村资源被超额提取,也为了消弭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相继推行“放权—少取—多予—赋能”等政策举措建构韧性乡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将建设韧性乡村作为时代主题。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是在与酉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它不可能完成像酉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走一条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的道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性力量。乡村社会经历了1949年革命后到改革后组织变迁的历史过程,组织重构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政治基础。1949年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下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正如吉登斯所言：“所有的国家在进行思维控制时,都用不同的方式去发明历史,因为对…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问题研究:理论旨趣与实践意义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一体制的实施,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从而为社会的变革不断提供着最基本的动力;同时还因为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出一个相对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治社会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一个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完整意义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必将推动中国在最大范围、最深层次上实现社会文化转型。 一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作公民社会、文明社会,它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哲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社会形态。在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由城市市民组成的反抗封建性国家和教会的独立性社会形态,并用它来表达和指称一种文明化的、世俗的,与私人和独立经济以及民主相联系的社会存在。 中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始于本世纪90年代初叶。在此以前,市民社会还是一个涉及较少的概念。90年代初,随着西方学术界重新注意到这曾经为黑格尔、马克思和葛兰西等思想大师讨论过的富有理论生命力的话语时,密切关注世界学术动向的中国同行们,也开始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兴趣。这样一种研究经中国学界的共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变革与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就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①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角色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同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相抗争，摆脱各种自然力量、社会力量的束缚，谋求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就中国近代社会而言，阻碍人的现代化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封建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各种恶风陋俗，这些“旧…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政治结构及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制度变革使国家权力自上而下逐步深入乡村社会 ,在制度结构、权力结构和人事结构等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变迁。从乡村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 ,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制度变革只是一个过渡。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 ,在这个过渡时期形成了乡村政治的一对基本矛盾 :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不吻合的矛盾。这种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功能上的异化和士绅规避主流政治、新旧力量扌干格、农民对政治参与表现消极甚至敌视等一系列问题 ,使国家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处于恶性发展之中。可以说 ,南京国民政府的村制变革给乡村政治带来了新变化 ,但没有带来新出路     

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俄罗斯的现代化最早发端于18世纪早期。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强国。由于违背客观规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之长期得不到纠正和解决,使得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加大。历史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具体的前瞻性的现代化方案,同时也没有一个有效工作的国家机构,那么现代化过程的缺陷是很大的。政府体系的严重缺陷和国家制度缺少诚信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表明专有的国家模式能够解决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现代化是一个旨在构建从一种发展路径向另一种路径过渡的政治工程。现代化工程的标准两个方面:经济的和社会的。对于社会标准,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为各类人才实现其价值的宏观社会环境。如果没有在科技人员政策方面的一个彻底改变,没有充分发挥这些人员的潜力为国家服务,那么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当前现代化最不利的条件即是没有对俄罗斯智力资源、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大众创新潜力的需求。现代化政策的优先领域,不能忽视专家和公众对于为什么俄罗斯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