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重新认识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不是封建礼教,而应当是人文礼教."天理"是指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规定的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则,是公正是非之心,是天地本善之心."人欲"就是心的疾病,是私欲,是追求过度的物质享受.朱熹充分理解了古圣先贤推行人文教化的要旨.将它高度概括而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灭人欲"不是要扼杀人性、灭除性欲、食欲、爱欲等,正常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存天理"是向善,"灭人欲"是去恶.通俗地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加强道德修养以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维护社会、道德、政风和民风的和谐与美好,这归根结底还是人性修养问题.它不仅是宋明理学做人哲学的经典总结,还是中华文明思想精髓的经典总结,也是当今社会反腐倡廉的理论借鉴.     

朱熹思想中的“天理”和“人欲”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天理＂是终极的善,而＂人欲＂遮蔽了人们对＂天理＂的探求;只有抛开＂人欲＂之私,才能达到＂天理＂的至上境界。     

朱熹理欲观视域下的伦理转向与异化

理欲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倍受历代学者关注.朱熹在继承宋儒理欲之辨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明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该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伦理思想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且影响深远.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探讨的文章可谓蔚为大观.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朱熹人道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朱熹从理本体出发 ,以理气论性 ,由性而论心 ,由心而论欲 ,揭示人的善恶根源 ,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 ,去欲存理 ,去私存公 ,实现心灵的高尚。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则是“存公理灭私欲”,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命题。     

朱子哲学中道心人心论与天理人欲论之内在逻辑关系探析

在朱子哲学中,"人心"指人的感觉与需求,"人心"之合乎性理的状态即为"道心"."人欲"的真实含义是"私欲","人心"不是"人欲"."人心"是"通孔","道心"或"天理"乃"人心"向上提升一层的结果,"人欲"乃"人心"向下坠落的结果."天理""人欲"就宽泛的意义而言是在"人心"的基础上分化的.     

朱煮理治社会核心价值论：

宋以前传统礼治社会与宋明理治社会的儒家核心价值有明显区别。前者核心社会价值是“仁和”,这与孔盂的“仁学”精神是一致的,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合”观念相吻合,追求一种“仁政”社会。“存天理、灭人欲”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理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经典总结。“存天理,灭人欲”是道统圣人之言的体现,是人与自然、社会、万物的和谐统一,也是社会合理性的反映。“存天理,灭人欲”是政治警视批评性与平民世俗约束性的统一。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戴震“人欲肯定”论与“无私”主张的思想意义

戴震虽然在肯定人欲这一点上与宋代新儒家的思想有所差别,但他这种有意回避欲望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又与黄宗羲主张的"自私自利"有所区别。戴震思想的特征是他不仅肯定了人生理上的欲求,而且对生活上的欲求在个人问题的层面上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的思想里,人欲不仅是个体的欲望,甚至是扩展到社会层次的欲望。但在解决从中所可能发生的欲望冲突时,他强调了"无私"这个概念。这一方面反映了明清时期小商品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说明他意识到了当时经济关系中诉讼的频繁发生以及官商相连、社会阶层的分化等当时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就是说,他注意到了"富民"成为经济弱势群体新的加害者,因此主张通过调节对欲望的追求从而达到调和社会矛盾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在近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引发抗议示威的形势下,戴震的主张对今后市场经济正确方向的探索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对道德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的思考

在西方和中国伦理学史上,都存在着超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和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超功利主义学说因为片面强调道德行为的义务性而缺乏现实的普遍意义;而功利主义由于过分强调道德的功利性,也存在着道德行为的彻底性问题。在我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时期,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我国的道德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船山理欲观与健康人性论

<正>"天理"、"人欲"是我国思想史上一对古老而重要的范畴,天理人欲问题也是传统儒家重要的论题之一。孔子"君子怀德,小人怀惠"的论断已然为天理人欲之辨定下基调,程朱理学则在"理本论"的基础上将天理人欲的对立推向极致,认为"天理"纯然为善,"人欲"纯然为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二元论。陆王心学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在"心一元论"的基础上主张天理即人欲,把天理人欲最终都统一到"心"上。     

独特的理欲观——试论胡宏对魏了翁思想的影响

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理欲观与正统理学有很大不同。在处理天理与人欲问题上,他主张两者共同处于同一生命体之中,不能截然分开,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找合适的结合点,不能完全摒弃人欲。这种思想对湖湘后学—魏了翁有深刻影响。魏了翁不仅坚持了此观点,而且应用于实践之中,体现出鲜明的湖湘特色。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天理”与“良知”的落实——论理学的生活面向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理学时期无疑属于理论思维的高峰期。尽管理学的思辨性与形上性非常重要,但其理论指向无一不在生活世界中,无论是程朱学的"天理",还是阳明学的"良知",莫不如此。理学的这种生活面向不仅体现在各种学说的理论体系中,还体现在众多理学家将理论导入日常生活的不懈努力中。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用力,书院中的思辨和讨论最终落实在了日常生活中,理学也由一种理论思维形态成为主导社会的思想意识。     

“天理”观的解构与新“理”观的建立

明末清初以后,思想家们从修养方法、本体境界、理论基础等方面解构了宋明理学建立的"天理"观,清代学术界逐渐建立起以物理、事理、史理、政理、文理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理"观.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朱熹所倡扬的＂天理＂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五常＂,亦即＂仁义礼智信＂。＂仁＂与＂理＂相结合,成为先验的宇宙最高真理、普遍规律、万物本体,伦理道德的总原则,人们认识与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理一分殊＂,即以伦理＂五常＂为内容的弥漫宇宙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的绝对理念,由此论证本体世界（理）与现象世界（人、物）、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理念与具体人间＂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言谈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合,同质异体的互动关系。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