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透视“五四”新文学的逻辑怪圈

长期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学的发难者,还是传统的学术理论界人士,几乎都把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学最主要的精神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这一学科的论述研究。其实,“五四”新文学对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背景,并无多少深刻的了解。不懂西洋语言文字和缺乏西方文化常识,使得新文学作家完全是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下,运用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去诠释“西方”,最终大都步入“误读”与“曲解”的逻辑怪圈当中。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共同起点,它们之间互为联系、影响、呼应。"五四"观念上的变革、理论上的倡导和现代传媒的推动共同促使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出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与近代知识体系、文学体系的建构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深入的交互。"五四"儿童文学从理论、创作到编辑出版,逐步地完成了它在发生期的成长历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诞生也与主流的文学话语、机制密不可分。     

试论文学经典的文本活态化

"文学经典"的概念只具有话语修辞的功能,其内涵与"经典"的原初义有明显差异.经典的原初义是以固化的文本为标识,而文学经典却是以文本所呈现的意蕴作为判断依据.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理论启发,即如果突破以固化文本为文学经典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经典的文本存在方式视为一种"活态"存在,则可在文学经典的文化身分表达、文学经典的艺术生存空闻和西化的文学经典观等问题上获得新的理论认识.     

留日学生的“代际”与“五四”文学中个性思想的分野

研究界普遍认为,《新青年》群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与创造社的浪漫文学倾向,来自于俄国人道主义文学和西方个性主义文学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分野,主要受到了这两大群体留学日本时期所接受的日本"代际"文化的不同影响。具有"明治青年"色彩的《新青年》一代的个性观,理性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其创作偏于国民性批判和客观化描写;而具有"大正青年"色彩的创造社一代的个性观,感性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主观性、情感性格外突出,因而其创作偏向了浪漫文学一路。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

本文以“文革”时期的经典文本《金光大道》、“样板戏”等为例,分析由这些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意识,并阐明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规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而分析了文本内外的话语冲突。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如何通过对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梳理出其中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既有助于把握这一特殊汉语文学传统的发展和特质,也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互动,还将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元素。     

“五四”新女性

一、历史背景 “新女性”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思潮有密切的关系。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论科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近、现代科学,不仅影响了五四作家的人生观,而且还渗入到五四先驱们的骨髓,成为他们进行文学革命和创作的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