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从现代到后现代

"文艺大众化"问题,走过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在启蒙时代(现代),文艺大众化是少数知识精英"化大众"的口号,体现的是精英阶层高雅的审美趣味,具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后现代,由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原因,"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它颠覆了启蒙时代的文艺大众化的精英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艺大众化的转变.当然,后现代的"大众化"并不完全等于文艺的大众化,它是资本刺激消费欲望、实现增值的策略.     

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战争”语境中“文艺大众化”生成的话语逻辑

"文艺大众化"是上世纪30、40年代大众话语的核心部分,其话语言说经历了从"大众化"到"文艺大众化"的嬗变过程,是一场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的话语实践。实际上,"文艺大众化"是借助文艺的工具达到"政治动员"的目标,也即完成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启蒙"任务。这样一来,"文艺大众化"的生成就遵循着从政治领域到文艺领域,然后再指向政治领域的话语逻辑过程。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随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竞相采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各地涌现出大量“旧瓶装新酒”的作品。在理论上,文艺界人士重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倡导文艺大众化,绝不能回避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也就脱离不了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特质的认识。因而,文艺界人士就“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的高潮。旧形式的利用,表面上是宣传抗战的应急手段,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文艺自身的内在要求—文艺的“民族化”诉求。     

文艺大众化的中国经验与现代文艺观念的再反思

文艺大众化是与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独特现象,其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中国经验。文艺大众化熔铸了不同于西方个人启蒙文化的中国精神,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蕴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自主性,反思了自律艺术体制,重建了文艺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文艺大众化是实现文艺人民性的过程与手段,质疑了文艺的精英化与将创作者视为特殊人群的观念。不同于静观美学,文艺大众化突出深入生活与身体实践的重要性,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互动中,使对大众的“代言”走向知识分子的“自言”,为解决知识分子“代言”大众的难题提供了理论方案。在文艺的民族形式利用上,文艺大众化表现为从书面文化向活态文化的转变,在美学效果与文艺评价机制上摆脱了“作品中心主义”。通过重建写作、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文艺大众化系统性反思了现代文艺观念。     

论周文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构成

大众化是周文文艺思想与实践的精髓。要想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左翼文艺特别是延安文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了解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是不可能的。它主要由以下四个层面构成:1.文艺家“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写出真正的大众生活;2.要运用跟反映大众生活相一致的大众化形式;3.大众化“不是迎合大众,而是提高大众”;4.大众通讯网的建立,“使大众化文化运动,真正成为群众运动”。     

从文艺大众化到乡村文艺主流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

文艺大众化的历史建构贯穿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是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建设期,知识精英为文艺走向大众设计了多种预案,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未能开花结果;抗战开始后,随着历史环境的骤变引起的文化中心的散落,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大众文艺被众多知识精英所激活,并在短期内形成初潮。但随着多数文化人在内地陆续定居,这一初潮很快悄然退去;然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大众化却一路走强,在权力中心、本土作家、外来知识分子以及农民大众的合力作用下,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乡村文艺主流化。反思这一建构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文艺大众化是历史的选择而非新文学的方向。     

启蒙·革命·规训——“文艺大众化”考论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绝非是单纯的文艺议题,其背后是知识者探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实践活动。因而,对于这个议题的清理和辨析,必然涉及到"文艺大众化"最基本的相关要素,如"谁是大众"、"谁来大众化","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而透过这些相关要素的勾连和清理,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复杂的内在生成机制——"大众"身份由"底层阶层"向"阶级属性"突进,知识者的立场由"启蒙的大众化"向"革命的大众化"转换,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演化为以"民间形式"出现。透过这些线索的梳理与追问,可以发现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指涉,从而可以发掘出"文艺大众化"的具体内涵、文本形式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左联文艺大众化的教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艺大众化的,恐怕就要算左联了。左联成立之后,就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左联执委会认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和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①因此．几乎与左联成立同时,左翼作家就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此后,又曾展开过第二次讨论。这是因为“大众化”与左联成立的目的,左联认为的艺术方向、服务对象等是紧密联系在一…     

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技术要素塑造新文艺形态

把有关“制作精良”和“技术要素”改变“文艺形态”等论述，与习近平有关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对于探讨推进文艺生产方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蒸汽机等使人类生产方式实现了能量自动化，当今计算机等则正在使之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自动化，并极速改塑着文艺的形态和传播、制作工艺方式，昭示着文艺发展新进步大势；互联网使文艺生产、传播越来越网络化，文艺消费的大众化、人民性得到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正在使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将使文艺制作越来越智能自动化，文艺生产的大众化、人民性将得到更大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这种新进步大势存在冲突，文艺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此更相适应，抢占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要素制高点以创新文艺生产方式，已成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解放区“有奖征文”：“日常民族主义”的情感认同与建构

伴随着“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最终文艺政策的确定，解放区“有奖征文”迅速发展繁荣起来。这种依托报纸杂志，由不同的机构发起的文学生产运动不仅仅带来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和“文艺大众化”的最终实现，它最大的作用仍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与其说是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行，不如说通过征文发起者的明宣传与暗指示，通过文学奖金的实质奖励与荣誉奖励，再加上应征者的主动迎合，征文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宏大主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日常民族主义”的情感认同与建构。     

苏区文艺:当代文学的滥觞

本文认为,从20世纪文学整体观的角度讲,当代文学的开端是延安文艺。而在文艺体制一体化、审美形态同质化和文艺方向大众化等方面,延安文艺与苏区文艺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因而苏区文艺理应是当代文学的滥觞。     

周文与延安文艺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精华，文艺运动的目的，文艺界志士仁人为之终生奋斗的大业。一句话，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新"字的内容博大精深，集中到一点，就是体现在这种大众化的归宿上。延安文艺运动，由于它诞生成长于特殊的历史时空，它的特点、魁力和成就，就在于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五四以后文艺创作中仍较为普遍存在的"欧化"、"学生腔"和"知识分子调"。向真正的大众化迈出了更加扎实的一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所要求达到的起码境界。20世纪对于中华民…     

大众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与20世纪20年代普罗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伴随。普罗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过“大众化”的口号。国内把文艺与大众较早联系起来的是郁达夫、陶晶孙编的《大众文艺》。1930年3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的“新兴文学专号”上 ,还发表了文艺大众化座谈会的纪录。大众文艺一词由日本传入 ,郭沫若曾指责日本的大众文艺实为反动的无聊的低俗小说 ,但却欣喜地看到了“日本的大众文艺近来和改良马种一样大大地改换了新的气象” ,即演变成“无产文艺” ,而国内由陶晶孙编的第七期的《大众文艺》 ,也体现出其质变和飞跃的气势。因而 ,郭沫若…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左翼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出发点并非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文艺大众化和民本思想在三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一,民本思想“君为政本”的宗旨和文艺大众化的革命目的让二者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其二,民本之“民”懵懂无知,缺乏主动性,大众化之“大众”本来带有西方的民主色彩,但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姿态使大众成为被动的跟随者;其三,民本思想主张“政在养民”,养民离不开“养心”和“化民”,大众化运动主要是在“化大众”,“化大众”和“化民”类似,都需要“养心”。     

第一位真正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从小受家庭影响，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赵树理认识到唤醒民众的重要性，立志创作进步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来宣传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壮大的革命力量，使赵树理实现文艺大众化有了根本保证。由于赵树理不断深入工农大众之中，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进行创作实践，不断改进文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解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作家。     

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在“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础上,我国文艺界曾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展开过两次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从内地影响到香港,香港的文艺界也就此展开了比较深入的讨论。然而,在过去和现在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近年来一些专题论文中,关于这两次论争,只提到延安和国统区的情况;对香港文艺界的讨论,几乎没有什么论述。为了反映出当年论争的全貌,本文打算就香港地区的讨论略加介绍和评述。一、讨论的经过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文艺阵地》上进行的。《文艺阵地》是茅盾到香港后主编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文艺半月刊,于一九三     

商品大潮中的文学艺术

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传统的艺术观和人们的审美观点发生了深刻变化。艺术走进市场是历史使然，艺术大众化过程即是艺术民主化过程，雅俗文艺将共存共荣。     

谈影响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八大动因

文艺发展的外部环境 ;电脑网络的发展 ;民众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 ;文艺创作自由度的空前扩大 ;文艺导向的正确 ;文艺的现代化和民族化 ;“入世”以后所出现的挑战与机遇 ;是影响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八大动因。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