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舷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评中苏分歧与论战(1956—1964)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发生的中苏分歧与论战,不仅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国际共运和世界政治史上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当时,两国由最亲密的同志和盟友,演变成势不两立的对头,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不仅影响到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中苏分歧与论战的简要过程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起自1956年2月苏共20大,截至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社论。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中苏双方分歧产生但尚未公开,仍相互支持合作阶段。这一阶段起于1956年2月,止于1958年春夏。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战略方针。2月25日深夜,苏共20大闭幕的当天,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大量冤假错案,鼓动和实行个人崇拜的错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获悉这一信息后采取了谨慎的、原则上的支持态度,赞成揭露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同时     

国家大战略的碰撞与五十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

50年代的中苏关系可谓风云多变。建国之初,在中苏两国总体战略一致原则的指引下,双方均能够在利益冲突中做出相应的妥协与让步,从而使中苏关系得以平稳发展。然而,5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共领导人逐渐背离了建国初期较为稳健的国家发展战略,随之推行了一条激进的国家发展路线,最终导致中苏两国总体战略的背道而驰和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由此可见,中苏两国总体发展战略由协调走向对抗,是影响中苏同盟裂变的根源所在。     

黑龙江学人

本刊作者李随安，1962年生。1984年毕业于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黑龙江省重点学科“中俄关系史”后备带头人，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出版《中苏文化交流史(1937-1949)》、《马忠骏及哈尔滨遁园》等专著。主要从事中俄文化关系、黑龙江地域文化研究。在本刊发表论文《试谈50年代的中苏文化交流》(1992年第6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文化交流》(1994年第2期)、《苏联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战争》(1995年第5期)、《试论黑龙江地区文化的几个特点》(1998年第1期)、《地方政…     

邓小平对苏(俄)政策思想与中苏(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对苏(俄)外交政策,使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由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改善及中俄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本文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关系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1950年2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双方正式结盟,为尔后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苏联领导人在中苏结盟过程中的行为也为后来同盟的破裂埋下了种子。     

最后的努力:中苏在1960年代初的斗争与调和--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一

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实现新的团结的前提,都是要求对方向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靠拢.毛泽东更表明中共要影响苏共、帮助赫鲁晓夫.由此两党开始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冲突.通过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中国率先在国际社会组织中公开了中苏两党的分歧.赫鲁晓夫进行报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并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面对大跃进造成的中国国内经济衰退,毛泽东与中共在顶住苏联压力的同时,不得不对苏采取让步政策.双方关系出现了短暂的缓和.其间,中苏两党的对外方针在表象上呈现出相互趋同转化的情况.     

早期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力作──读李嘉谷先生著《中苏关系1917─1926》

李嘉谷先生多年潜心研究中俄关系史及中苏关系问题，著述颇多。近年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苏关系1917─1926》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中苏关系，在史学研究的这一几乎是空白的领域把研究引向深入并达到新的高度的学术著作。该书经我国数位著名学者推荐并获得中国社科院出版基金的资助是当之无愧的。该书主要研究1917年到1926年近10年的中苏关系。正如作者所说，这段历史是70多年中苏关系史的序幕，是理解以后中苏关系历史发展的关键和出发点。全书26万余言，除有关附录外共分5章论述，即：十月革…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得与失

本文认为,《剑桥中国史》第7卷(中译本名为《剑桥中国明代史》)的出版,对于西 方读者了解中国的过去,是有功绩的。它也给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窗口,可借以了 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状况。剑桥史的编著模式,是在主编指导下,各位专家学者分 别撰写有关章节,最后合编于一部书中。由于主编者和撰写者从总体掌握到具体史实的掌 握存在差异,就影响到了一部历史著作的成败与得失。《剑桥中国史》第7卷表现出的问 题是:章节的设置缺乏内在的联系,既不表示历史发展的阶段,又无充分史实的根据。在 史实叙述上,前后重复,轻重失调。 本文具体提出了《剑桥中国史》第7卷在内容重复、史实讹误、同一问题相互矛盾、 结论欠妥等方面的实例。并指出,该书较多引用了第二手材料,没有足够重视原始史籍; 所参考书籍与学术论文,西方学者多于中国学者,亦属憾事。     

对建国前后毛泽东与苏结盟思想的探析

建国前后中苏同盟的建立及其发展,无疑是现代社会政治史及国际冷战史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其原因在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决定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而且影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冷战对     

学术名家 罗尔纲

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1925年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中特另班,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毕业于中国公学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兼任广西通志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工作,并负责太平天国纪念馆筹建。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为一级研究员。先后完成并出版学术专著40多种,发表论文400多篇,研究涉及太平天国各个领域,重要著作有:《太平天国史纲》、《湘军兵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绿营兵志》、《晚清兵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金石萃编校补》、《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集)、《太平天国史》等,观点独到,史料翔实,对太平天国研究起到开拓与奠基的作用,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其治学方法是:“断不盲从,断不轻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著名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评价《太平天国》时说:“它不止在著名的研究工作中是带总结性的,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可以认为是带总结性的。”     

关于“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发展影响的历史反思

关于中苏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 ,史学界多数论者将其看作是中苏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问题产生分歧 ,最终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本文从二战后国际关系结构变化及中苏双方对此所持的态度入手 ,深刻地反思了中苏关系的曲折进程。认为 :“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 ;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以此警诫世人 ,在处理国家间关系问题时 ,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 ,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或争端     

关于楚、越战争的几个问题——与杨宽等先生商榷

战国时期的楚越战争,主要见于《史记·越世家》的一段记载。清代以来,一些学者结合有关史料,对楚、越之战特别是楚灭越之役开展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0页)、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江汉论坛》1985年第7期)、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1页)、杨宽《关于越国灭亡年代的再商讨)(《江汉论坛》1991年第5期)等。但是,各家之说尚相去甚远,表明离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一段距离。受到上述讨论的启发,我们也有了一些想法,现刊布出来,希望能得到指教。     

关于西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兼与王譞同志商榷

《历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刊载了王譞同志《阿波可汗是西突厥汗国的创始者》一文,对西突厥和西突厥汗国早期历史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王譞同志根据隋唐史籍,对突厥汗国分裂前阿波可汗的封地位置及“北牙”所在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述了《隋书·西突厥传》以阿波可汗为西突厥汗国正宗的观点;批驳了《新唐书·突厥传》、沙畹《西突厥史料》、岑仲勉《突厥集史》等以达头可汗为西突厥汗国正宗的主张。此外,还提出了许多同史学界的传统看法有原则区别的新观点。王譞同志在列举了中外老一辈突厥史学者对突厥史的研究之后     

王庆成副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庆成,应广东太平天国研究会的邀请,在广州作题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的学术报告。王副会长在报告中对我国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世纪初到二十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当时的一些学者和革命家主要是利用太平天国历史来宣传他们政治上的理想和主张,因此,严格地说,还谈不上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第二阶段从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著作,同时对太平天国的性质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三十年代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1)是市民性的农民革命;(2)是农民性的市民革命;     

学术动态

上海人民出版社将重新出版一套《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史丛谈》。 《上海史资料丛刊》主要是专题性的史料书,每种三十万字左右,已经出版了《上海公共租界史稿》和《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两种。前一种主要收录了《上海公共租借制度》、《上海公共租界史     

论1959年赫鲁晓夫美国之行及其影响

195 9年赫鲁晓夫美国之行 ,是前苏联国家和苏联共产党首脑第一次访美。本文就此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探讨。文章首先论述了赫鲁晓夫访美缘起 ;其次 ,全景式观照了赫鲁晓夫访美行踪 ;最后 ,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赫鲁晓夫在美国的参观访问活动。一方面 ,充分肯定赫鲁晓夫此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 ,也指出了由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

本文主要阐述了清代蒙古族学者贡布嘉用藏文撰写的《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经过比较认为作者大量参考了汉文和藏文史料,汉文史料主要有《史记》、《汉书》、汉传佛教五大高僧传记、隋代的《众经目录》、元代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藏文史料有《如意宝树史》等。作者驾驭史料娴熟,对于汉地佛教发展历史表述线索清晰。本书是反映清代汉、藏、蒙三地学术交流的代表著作,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