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及其历史影响

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是在深切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深刻揭露了旧国民的劣根性,阐释了"新民"之要义,期望通过培养国人的国家思想、独立人格、公德之心、自治之力来塑造新时代的新国民。梁启超的"新民"中国梦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至共产党人探索民族复兴之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体现了"中国梦"发展的历史连续性。     

浅析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

民权思想是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的产物。他的民权思想包含着对君权的尊重。梁启超认为,在中国,欲兴民权,必先兴绅权、重君权。他由此设计了在中国兴民权的具体方案。     

“新民”与“立人”:梁启超与鲁迅启蒙思想之比较

鲁迅"改造国民性"和奴性批判的思想与梁启超"新民"和反奴性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奴性归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之根源的专制主义。但维新派政治家梁启超与批判知识分子鲁迅的启蒙思想又不无分歧:梁启超的"新民"以英国式公民为典范,旨在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陶铸公民;鲁迅的"立人"则以尼采的"超人"式审美乌托邦为理想,旨在以"天才大士"为桢干而达致个性解放的"人国"。与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之拥抱民主的启蒙主义相比,无政府个人主义者鲁迅对民主之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和平庸化的批判,则使其启蒙思想具有"反启蒙的启蒙"色彩。梁启超追寻之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性"与鲁迅崇尚之精神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表征着一个现代化改革者与一个现代性批判者、一个启蒙政治家与一个启蒙文人深刻的思想分歧。梁启超之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与鲁迅之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相映成趣。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以群为纲：《新民说》中“新民”概念考辨

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的发表,标志着近代政治概念“新民”的诞生。既有研究充分讨论了“新民”概念融合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国民理想的特征,但未能解明梁启超提出“新民”旨在反思“合群”运动的重要意涵。19世纪末的“合群”运动是一场主张合群立会、整合四民的政治活动,但“合群”的理想在实践中最终演变为会党相争。梁启超理想中的“新民”,践行以“利群”为核心的新道德,试图建立具有匀质色彩的“群”。这不仅承袭了《大学》等儒家思想的传统,也意味着他构想出了一种由一及群、培育现代国民的理想路径。“新民”以群为纲的思想特质是基于“合群”运动的历史反思,终因梁启超个人思想的多变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而被弃用。但“新民”的概念内涵仍随着不同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主张不断丰富和演变,其流播无远弗届。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实证的方法,经具体的对勘比照,探研其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以更明晰地揭示其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在更广阔的语境中予以把握,厘清其间复杂的关联与思想脉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今天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在千变万化的各种人类道德中,有无普世、绝对、永恒的道德价值?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转型中,是否存在传统和现代相接续的德性之链?梁启超试图通过私德与公德、本原与条理、道德与伦理的分辨,区分道德的价值与规范、德性与戒律、共相与殊相,以寻求古典道德的普世价值,进而揭示道德演化之变革与认同、断裂与连续、革新与继承相交织的复杂性。     

“趣味”的意涵——梁启超对“趣味”的审美阐释

在梁启超那里,趣味是一个区别于他人的、作为特色标识的重要范畴,是包蕴着美本质论、审美心理论、美感效应论、审美价值论等多层面美学思考的美学范畴,内涵丰富而深刻。趣味不仅是区别于真、善而体贴生命本身的美,而且,它同时也是美感体验,是在行动与价值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感受到生命自由的美妙感,正是这自由美妙感内在地设定了趣味于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梁启超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

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报人、新闻理论家梁启超,于1902年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梁启超从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内涵、理论依据与必要条件三个方面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梁启超指出,新闻舆论监督就是对政府实行“名誉监督”;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理论依据是新闻自由理论,但不是绝对的新闻自由,而是承担一定道德义务,并遵循一定法律规范的有限制的新闻自由;为了确保新闻舆论监督的正确实施,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五本”、“八德”的职业品格,必须“健全舆论”。如今,重温梁启超的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对新闻学理论探讨与新闻舆论监督实践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梁启超"新文体"的复式比喻及专喻修辞法

梁启超的“新文体”,为了能够达到“晰于事理”的文学效果,常常将若干个比喻并列起来或连串起来,构成引人注目的复式比喻,包括博喻和连喻,与传统的复式比喻相比,体现出高度自由的叙述空间,并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更重要的是,“新文体”常以多层次多向度的连喻构成一种特别的章法,甚至通篇文章就由这种一气呵成的复式比喻和层递式的连喻组构而成,这种超复式的比喻修辞法可以被拟称为“专喻”。专喻的运用在“新文体”中还呈现出多种样态,有的是层层解喻,有的是两两相对,更多的是引入新鲜别致的喻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李凯尔特与梁启超史学理论的转型

在众多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产生过影响的西方哲学家中 ,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 (Ｈｅｉｎｉ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ｔ) ,似乎早已被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史以及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所遗忘。事实上 ,早在 1 92 0年前后 ,李凯尔特的史学理论就通过《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Ｋｕｌ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一书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与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所论及的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普遍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对立、理论的价值联系及其对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制约等问题…     

梁启超的“情感说”及其美学理论贡献

情感说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重要内涵。梁启超认为,情感是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艺术情感是生命、情感、艺术美的统一;艺术情感必须求真、向善、合美;艺术情感具有熏、浸、刺、提四种感染力和奔进、回荡、含蓄蕴藉、写实、浪漫五种表情法;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梁启超的情感说在思想观点、概念术语、理论方法上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重要先导。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