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产业链升级路径选择

产业链升级是产业链运行效率和价值实现不断提高的转变过程,农业产业链升级对我国农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整合三个维度分析农业产业链升级路径,利用C-D函数模型计算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来支撑产业链拓展理论。得出结论:农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产品增值环节的增加是农业产业链升级的关键。     

跨国公司控制粮食产业链战略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西方国家跨国粮食垄断集团控制粮食产业链并与西方粮食大国政府的粮食政治化战略结合起来,是未来粮价持续性上涨的深层原因,全面评估跨国粮食垄断集团控制市场战略对我国粮食产业的影响,认为其控制粮食产业链战略尚未对我国粮食贸易、粮油加工、粮种专利方面产生实质性威胁,我国已初步建立抵御外资控制的法律保障机制,但仍需在国有企业贸易制度、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方面完善相关规则。     

大食物观下农业产业链韧性面临挑战及提升对策

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消费和贸易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产业链延长,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但是,农业产业链仍面临农业研发能力不强、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灾害风险高、农产品加工产值低和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等诸多风险挑战,农业产业链韧性不足。为保障新时期粮食安全和加强农业强国建设,亟须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未来,应借鉴国际上注重农业生产多样化、农业风险管理和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经验,以“大食物观”发展理念,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加强农业风险管控,拓宽食物来源和丰富供给品类,延伸农业产业链和增强价值链,优化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布局,倡导健康的膳食消费模式,从而全面提升农业产业链韧性。     

从微笑曲线看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经营战略

“微笑曲线”理论表明,在研发、加工制造和营销三大领域中,研发和营销获得产业链中约45％利润,而加工制造业仅能得到8％-10％的利润。文章根据该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农产品产业链的“半微笑曲线”,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国际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农产品经营竞争力提升和价值增值的战略时策,即通过技术创新、深加工、培养强势品牌和培养国际经营人才来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赶超与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与优化对策

现代产业链建设是维系国家安全以及应对大变局下国际技术经济竞争的必然选择。在美欧对我国集成电路发展限制加剧的背景下,优化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形成更加有效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对于增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至关重要。为充分了解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现状,并提出优化对策,首先需要结合集成电路产业链的特点,梳理集成电路产业链在全球发展布局的态势,对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的特征规律进行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发展的态势以及产业链布局面临的挑战。在现有状态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不断完善、在局部形成了较强的能力、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应用场景,但是总体发展水平与美欧日韩等世界最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在关键领域和环节存在突出的“卡脖子”问题。因此,需从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建立产业协同机制、提升细分领域能力、塑造产业链生态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优化的对策建议。     

价值增值在国际贸易中的普遍意义

贸易理论不仅要研究其发生的原因,而且要研究其产生的结果。价值增值作为结果的分析表明,一切影响生产率的因素,都间接地成为价值增值的起源。价值增殖的起源可分为:由贸易和分工本身形成的比较或绝对优势;由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所决定的生产率差异;由历史、自然原因所形成的要素禀赋的差异。由贸易带来的价值增值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研究有:产业内部贸易理论,“需求相似”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获得性理论等。在多种国际贸易理论中,要素禀赋论以及环绕这一理论所展开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价格与收益的研究,涉及了价值增值机制对生产要素进行国际调节的一些特征,它们是国际价值规律作用的某些特殊性。     

我国大豆产业安全预警系统构建

大豆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保证大豆产业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大豆消费不断提高,产量不断下降,我国大豆产业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外资通过控制大豆生产、贸易、价格和大豆深加工控制整个产业链,对我国大豆主产区、大豆相关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甚至威胁整个粮食产业安全。对大豆产业安全设立预警系统,准确评估整个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2011年数据判断,目前我国大豆产业仍处于危机状态。因此,要提高大豆产量,降低产豆成本;完善大豆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实施大豆及其农产品外资准入及反垄断制度;建立大豆行业协会,发展我国大豆相关企业品牌;保障大豆价格,提高定价权能力;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提高非转基因大豆市场控制强度。     

全球化困境下的中美经济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逆全球化思潮与民粹主义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断档威胁频现，产业链的相对完整与安全问题被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后疫情时代产业链在区域间和国家间的重构趋势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也进入越来越复杂状态，中美博弈看似零和博弈。由于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日益呈现“赢者通吃”的垄断格局，中美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似乎也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但从全球产业链安全运行和国际货币体系安全运行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实际上又高度融合，密不可分，中美竞争的正和博弈(双赢)空间远远大于零和博弈空间，中美“脱钩”并不容易。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

两化融合并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变量，而是具有“方向（耦合程度）”和“大小（增值能力）”的矢量特征，并且信息化和工业化也是具有矢量特征的。研究发现，2000-2014年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不断提升，耦合程度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且增值能力提升更多的是依靠信息化、工业化的带动；但各省市区增值能力的差异性远大于耦合程度的差异性，其区域发展本身的差异性应是重要原因；东部地区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均处于最高水平，中部地区耦合程度低于西部地区，但是增值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从两化融合增值能力的动态分解看，工业化、信息化增长所带来的增值效果大于耦合程度提升带来的增值效果，两化融合静态增值能力（I型增值能力）和两化融合横向增值能力（II型、III型增值能力）均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的特征，两化融合纵向增值能力（IV型、V型、VI型增值能力）却呈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的态势。未来政策导向应突破静态耦合程度的束缚，全面认识两化融合的双重性质，辩证地看待两化融合和信息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根据各地区发展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     

中美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下的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与应对策略

在中美之间全面展开的科技创新战略竞争驱动之下,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收缩的重大现象。同时,在持续性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可能会形成中美各自主导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的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对以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产生挤压和重构的双重效应,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产生复杂的影响效应。面对中美科技创新竞争驱动下全球产业链演变格局所蕴含和暴露出来的新格局、新问题和新风险,中国必须以战略博弈思维和长短期策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瞻性、针对性、系统性的应对。为此,在全球正在形成的两种相互隔离式科技创新体系的复杂格局下,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如何利用自身的全球第一大规模市场优势来尽快培育全创新链式和全球产业链式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主动通过打造与欧盟、东盟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创新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互利共赢体系,以“集体”对“集体”和“利益同盟”对“利益同盟”的策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     

合力提升中国纺织产业链水平

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贸易进入后配额时代,进口国保护措施日益苛刻、供应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逐渐削弱了我国纺织产业的传统比较优势,中国纺织产业自身结构落后等,使中国纺织品出口面临新的挑战。所以,整个产业链上的所有要素,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和所有厂商应形成合力,致力于全面调整纺织产业结构,提升中国纺织产业链水平,促进中国纺织品出口的集约型增长。     

基于能力视角的产业链安全内涵、关键维度和治理战略

产业链安全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现有研究存在泛化产业链安全概念、忽略产业链安全结构性特征等问题,由此得出的产业链安全政策效能较低。产业链安全问题的本质在于产业链研发、制造、管理等方面能力受到侵蚀,据此将产业链安全分为能力缺失型产业链安全、能力破坏型产业链安全和能力响应型产业链安全,针对因产业链分工导致的能力锁定、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及进入不经济导致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应实施“梯度培育战略”;因产业转移或技术路线等非市场因素造成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应实施“防御战略”;因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滞后引发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应实施“重构战略”。当前中国产业链安全具有多类型产业链安全交织共存的复杂特征,关键核心技术为代表的能力缺失型产业链安全问题主导,产业转移和技术路线颠覆造成的能力破坏型产业链安全风险增强,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引发的能力响应型产业链安全问题愈发凸显。对此,应从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体系、探索母工厂模式以及重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等方面强化具体政策供给。     

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与国际竞争力演变趋势分析

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是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成为了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大国,但是我国农产品贸易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并不是贸易强国。本文在分析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特别是市场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竞争力指数(TC)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分析比较了近十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与日本、美国、欧盟和东盟这四大农产品贸易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得出结论是中国、日本、欧盟、美国、东盟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占世界农产品总贸易额的70%左右,其中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都处于弱势,且在不断地弱化。提出以有效地调整优化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农产品贸易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来创造和扩大我国农产品的贸易的比较优势,提升我国农产品的贸易国际竞争力。     

国民经济的对外均衡

一国贸易的不平衡可以用资本的反向不平衡来弥补,从而达到总的国际收支的平衡。然而总的国际收支平衡的要求乃基于与贸易平衡需要的同样理由。如果总的国际收支不能平衡,同样也会使一国脱离国际的价值增值过程。简而言之,国际收支的平衡是价值增值过程或曰国际价值规律的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及中国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生产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疫情严重破坏了全球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考虑全球产业链布局,弱化对价值链效率的追求,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弹性。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加速调整贸易、投资和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化转变日趋明显。疫情叠加经济、技术、政策多重因素的影响,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短链化、区域化、增加值高度集中、治理模式变革,成为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趋势,将对我国发展的核心利益带来严峻挑战。对此,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国际合作等政策作出重大调整。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两岸农产品贸易突破路径设计及实施构想

我们认为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两岸农业产业水平制度和全球化竞争的影响,从产业链整合的视角提出了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的路径选择及建立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基本构想,为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我国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选择

尽管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渐扩大,但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仍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我国已具备发展服务贸易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应把发展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制定并实施推动其加快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改善服务贸易结构,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提高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能力,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推动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新视角

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目前还是以产地品牌为主.由于产地品牌享用主体的分散性和利益不一致性,致使产地品牌建设缺乏系统思路.农产品品牌建设不仅要抓种养质量,还要大力发展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构建价值增值模式,这就需要借鉴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实施农产品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建设,需要清晰界定政府、企业、农户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职能,各方面协同发展.     

大众出版的产业价值链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影响着传统出版产业的产业价值链条的变化和运营模式的改变。从现阶段发展来看。作为内容提供商,我国大众出版商在数字化的产业链条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在未来的发展中,大众数字出版会形成中上游环节广泛合作联系的价值联网。为满足消费者的新型消费偏好——视、听、阅三位一体化的新型阅读方式,我国大众出版商应从调整业务流程、扩充增值内容、建立可持续盈利模式、与各产业链环节开展广泛合作等多方面促进转型。为自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突破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贸易的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多元化程度不断加深,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竞争力稳步提升,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服务贸易大国。但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长期以来所处的逆差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仍然较低,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不均衡状况,服务贸易领域的制度创新较为滞后。未来,要紧抓新发展格局给服务贸易带来的双向生长机遇,提升我国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出口能力,积极强化数字化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规模占比,梯次推动服务外包业均衡布局,营造更加便利化的贸易营商环境,构建完善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为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