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上的精灵》阅评

杨洪承教授的专著《废墟上的精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着重考察1898～1918年这个前现代阶段20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发生史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较为广阔的前现代文化语境中,从政治(维新、新政、民主革命)、经济、实业、媒体及教育、社团群体、文学革命等思想文化的各方面,清理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土壤,探究现代中国新思想和新知识人的现代原型和源头.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类型、心灵历史和前现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演变图式.因此,该著可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同时作为心灵史来看待.     

思想史研究视野新探索思想史的界定与门径——以两部学案为例

由于研究对象的无形与复杂,思想史的界定很困难.虽然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但具体的研究却有待于来自学术史的规定.<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奠基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学案为例,就思想史的形态与内容、体例与方法,以及知识与价值诉求下的不同的思想史观进行了分析.     

韩愈文学创作与中唐文化思想转型——以《秋怀诗十一首》为中心

韩愈《秋怀诗十一首》是他短篇诗歌的代表作品。不为人注意的是,这组作品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悲秋文学的革新之作。组诗从自然和人生两个主题,反思了宋玉以来的秋诗传统。自然方面,韩愈对时间和生命的关系提出了异于前人的认知,形成了一种基于生命意志的自然观。人生方面,韩愈从儒家思想中获得了自我认同,形成了一种追求内在道德修养的人生观。积极面对自然和人生之秋的价值体系,反映出从中唐开始,文学及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趋势。而诗歌呈现出来"学人之诗"的独特审美意识,也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韩诗的文学史意义。     

历史还原：理论与实践的尴尬——兼评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的写法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在借用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学观念、批评话语。因此，用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往往削足适履，不能反映中国文学的真实面貌。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重写“文学史”和“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呼吁。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了，其中以罗宗强先生提出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还原最为代表。     

先秦古书年代问题初论——以《尚书》《墨子》为中心

先秦古书的年代问题,一直是研究古代学术思想的基础,深受重视。不过许多过去所形成的定论,近来遭到了反对和挑战。近些年出土的简帛古书,不仅直接揭示了一些古书的形成年代,更使我们对过去的观念和方法有了反思。但是国际汉学界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却并不统一,其中与中国学界差别较大的是今文《尚书》和《墨子》"十论"中一些篇章形成年代的问题。分析其具有代表性的断代方法及其结论,指出其不足,并可以利用古书形成过程中的"族本"观念来解释有关问题。     

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中心

本文从诠释"经济史学"的基本定义出发,基于较为广博的研究视野,重点阐释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创新及其主要标志;进而具体深入论析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质与学理优势,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对世界的早期贡献;然后返观考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征,以期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和整个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参考.     

思想史与学术史:异同之辨与观念自觉——以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例

思想是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和规律的理性把握,学术则是指在各个专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学理性的系统知识。思想活动与学术活动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同时又在活动主体、活动特点、活动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与此相对应,思想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具有很大的交织性,但在研究目标、理论任务、对象范围、功能性质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于实际的研究活动中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界限。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倾向是未能合理区分这种差异的表现。与此同时,强调区别与差异,并非否认它们之间的统一性,而且绝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否则同样会造成研究中的片面倾向。学术史的书写应当注意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从而保持学术史的固有特征。     

反思文学史叙述与文学话语的错位现象——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为例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中国新文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文学观念之一,但是这一观念在历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未得到充分客观的呈现.考察60余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这些文学史著作所采取的阶级话语、人民话语或者多元话语等论述话语与周作人“人的文学”观本身蕴含的“人的话语”、“国民话语”和“启蒙话语”等文本话语总是存在错位.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错位”之中,可以洞见到有争议人物及其观念在文学史撰写中的书写状态,这也体现了文学/文化研究在众多偏颇叙述中整合最佳理解的可能性.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以《新青年》为中心

本文以<新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新青年>复杂、矛盾的思想文化蕴涵,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文章采取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视角,力图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探讨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有关的现代文学的历史想象以及现代文学演变的文化逻辑,提出自己的看法.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试论纳尔逊·古德曼的分析美学——以《艺术的语言》为考察中心

纳尔逊·古德曼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分析哲学家与美学家之一,是二战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本文就他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尤其是其美学专著《艺术的语言》为中心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他运用符号学的研究,对美学的核心观念进行了阐述,并肯定了他的这种贡献。     

法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以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为例

法国虽为欧洲汉学重要发源地之一,但其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却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后才有了较为成体系的专门文学史论著。乔治·苏里耶·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乃其先驱之作。该著体例已非常接近“现代”文学史。通过文本细读,可以了解20世纪初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一般看法与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可看到德·莫朗对中国文学的个人趣味和独特见解。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以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与现代知识构建的重要过渡期,其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问题之一,即是在构建现代知识体系时如何安顿中学与西学。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融合西学规范与中学传统,不仅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为中国现代知识之建构树立了典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蕴含着较多的价值判断和目的论色彩,这体现了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也折射出知识转型过程中知识与实践相互纠缠的复杂面向。     

1910年代东北的文学生态——以《盛京时报》报载文学为中心

1910年代的东北旧体文学,其精神内容的无所作为加速了形式的边缘化,由于失却了时代承担被甩离了社会前进的轨道。旧体文学的文类质素的向新而变一旦停滞不前,那么其文类整体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由中心向边缘的游离,报纸等媒介排印水平的提高也不能阻止其式微之势。而原居文学体系边缘的小说应和了文学表达百科全书化的要求,重新向文学中心移动。报章连载小说代表了主流文学发展趋势,它融会了文学、社会的新旧观念的变化消长,呈现了许多具有新的社会观念意蕴的文学形象,其纯文学美学价值或许不高,但却是当时文学状况的切实体现和存留,显示了东北文学的现代方向,也因此具有充分的解读价值。     

地理考察与边疆叙事——以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为中心

清末关注边疆地理的学者之一,胡传东北考察行程及其在台经历,前人瞩目已多,而1887年胡传对海南黎峒的考察,则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在黎峒考察期间,胡传以日记体方式详尽记载了这个行程。胡传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触到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加之此次行程抱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胡传海南黎峒考察日记中所折射出的外来者视角、对地理事实的关注以及私人叙事等,均值得深入研究。     

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以电视剧《潜伏》为个案的叙述学分析

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重要思潮,中国的叙述学（叙事学）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叙述学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影视、绘画以及法律等诸多领域。电视剧《潜伏》的收视率屡创新高,堪称近年来少有的谍战佳作,其热播引人深思。该剧巧妙地采用了类型融合的叙述策略,主要体现在叙述语言、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本研究结合叙述学和电影学中的叙述理论,不仅对该剧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视角进行了审美解读,而且从线索、主题、时空、情节和人物等方面对该剧的叙述结构加以阐释和归纳,指出该剧的热播主要归功于幽默睿智的语言,“限知、平视”的视角,“信仰、爱情”交织的主题,详略得当的时空幅度,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及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等。     

文学史研究的学科重构价值——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萌芽阶段开始,就有许多根本问题困扰学术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译本2008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进一步思考、研究、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参照系。他的这部文学史还不能真正全面科学地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的论述也缺乏应有的深度。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厚感情,他独特的文风和学术个性,对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弥足珍贵。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进程,它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根植于异域他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于与"异"直接交流的跨文化语境中,时移日久,其内在质地与中国文学已有诸多相异,使中华民族文学内部也产生了跨文化因素.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的编选就是这样一种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既充分顾及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历史展开的跨文化交流,又自觉把握我们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展开的民族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打上印记的身体——以《红字》为文本的身体符号解读

身体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缩影。打上印记的身体进入写作,标志着身体从无表现性的状态进入写作的过程。在这种身体符号的叙述中,身体本身成为一个能指。通过对霍桑的小说《红字》中的红字的解读,见证叙述中身体符号的创造,探究身体标记在现代叙述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