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派之得名始末及其与桐城派之关系追述

湘乡派是以曾国藩为盟主,曾门四大弟子为核心骨干,曾氏幕府宾僚以及众多湖湘文人为羽翼的晚清一大古文流派。湘乡派正式有古文派别之称,似始见于李详之《论桐城派》一文。围绕曾国藩是否开创湘乡派,一种看法倾向其为桐城派之旁系别支,一种观点主张其为摆脱桐城笼罩而发展的独立文派。     

瑰玮俊迈诙诡恣肆--曾国藩对桐城文派阳刚风格之张扬

师法韩愈雄奇之文,是桐城派标举的一条文统.曾国藩真正实现几代人的夙愿.其文学理论,"阳刚"之论独具特色.首重"气盛",着字、造句、分段、谋篇诸多方面进行探究.曾国藩的作品,是阳刚之文成功典范,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雄直浩然之气,从一个侧面表现那个剧变的社会风貌.     

曾国藩文学研究意义之探析

曾国藩权倾朝野,留下了显赫的丰功伟业。时人对曾国藩研究专著多达六百余部,但都偏重史学,而无人对其文学特色作系统研究。研究其非凡的文学成就,赋予他明清八大家之一的光荣称号。曾国藩开创了湘乡派,中兴并拓大了桐城文派。     

曾国藩诗文鉴赏论

曾国藩是明清八大家之一,他的文论独具特色,传承更有创新,是他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自身的写照。在审美标准上,提出“古文四象”说,即文章的识度、气势、情韵、趣味,进一步发展姚鼐“阳刚阴柔”之理论;在论文风格上,推尊“魁伟”“峥嵘”,发挥姚鼐“神理气味”说;在文章意境上,崇尚“雄奇之文”;在社会功用上,曾国藩要求诗文陶冶情操,以构架文人“意适神怡”、疗治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     

曾国藩与“桐城中兴”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对姚鼐学术思想、古文理论的改造与创新

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据不可偏废”,但实际上有轻视汉学的倾向。曾国藩则汲取汉学之长,独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的古文门径,为古文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真正实践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阙一不可”的学术主张。此外,曾国藩对文章的主题、布局谋篇、选词用字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总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写作技巧理论,也补姚氏所未发。     

试论毛泽东、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通过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同时对湖湘文化的近现代两个代表人物毛泽东、曾国藩的思想和文化特征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探讨了二者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及扬弃,进而得出毛泽东、曾国藩等近现代湖湘人才饱受湖湘文化哺育及与湖湘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桐城文派一篇恢弘的文学评论大写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析记

<圣哲画像记>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中精选三十二位,画龙点睛地概述其为学成就,并借此作为后辈为文的圭臬,给学者治学提供读书门径选择的便利路径,为后来张之洞<书目答问>起到探源导流的作用.曾国藩继承姚鼐"义理、词章、考据"之文论,创造性地提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分法,发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曾氏传承以神气论文的桐城文统,把阳刚、阴柔两种文章风格各析为四,提出八种文境之美的理论.其所作所为,达到了"中兴桐城"夙愿.     

试析曾国藩的基督教观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基督教是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传入近代中国的。因此,宗教文化与政治成为近代中国人看待基督教的两个重要视角。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曾国藩对基督教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卫道＂对抗到正视其宗教地位的过程;从政治的角度看,曾国藩主张承认传教特权、限制基督教约外侵权,最终希望修改传教条约。总体而论,曾国藩的基督教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自身的缺陷。     

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

曾国藩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 :钻研义理之学、镇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而这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化 ,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 ,因为他起家词林 ,潜心经学 ,对理学有很深的造诣 ,并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 ,即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 ,向“修、齐、治、平”的境界努力。他所做的后两件事 ,其实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     

曾国藩戏曲活动考论

关于曾国藩的戏曲活动,曾国藩日记、家书等史料中多有记载.这些活动不仅历时长,范围广,而且在观剧类型上具有以堂会为主、他人宴请为多、自娱性少而政务性强等特点.而从这些特殊的戏曲活动以及独特的记述方式中,既可以窥见其主要的性格特点及戏曲观念,也可以了解到晚清戏曲文化发展的某些侧面.     

曾国藩军事训练思想研究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训练之才”自称,他在继承我国传统训练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训练思想。在其军事训练思想指导下,湘军经过较为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最终成为一支维护晚清统治的武装劲旅。除去其政治色彩不论,研究其军事训练思想对于全面推进我军军事训练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曾国藩文论与书论的互通

作为清代的末世鸿儒,曾国藩不仅在书法和文学的创作上取得了较大成就,而且在理论上注意到了二者的相通之处.文论与书论旁征互引,交相辉映.或将文论导进书论,或将书论引入文论,或就其类似之处而互相发明,形成了一系列真知灼见.这主要包括文学和书法都需具备"气"这一重要因素、区别阴柔或阳刚之美、运笔都要蕴藉圆适、讲求笔阵、道兼众妙等.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咸同兵燹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是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但在徽州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也确实形成了不尽公允的“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徽州咸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但曾国藩并非元凶,而且他为徽州的恢复尽过心力。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曾国藩的心物观

曾国藩是理学的虔诚信仰者和笃实践履者,一生勤治理学.其对理学的贡献不在学理而在实用.本文重在探讨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心"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心与理、气、性、物、境、欲等的关系,从哲学层面揭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实用性,而这也是前人较少涉猎之处.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作文之道

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他认为,为文重在“行气”,即文章要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曾国藩家书》所阐述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湘乡派的创作主张。     

曾国藩教育思想渊源探析

曾国藩独特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主要渊源于传统文化与家训祖规;西方文化与湖湘文化;师友砥砺与丰富阅历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