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石鼓山M4出土48件精美青铜器

正2013年12月28-29日,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地考古,从8壁龛西周墓M4中提取出48件精美青铜器,其中包括青铜簠、球腹簋、乳钉四耳簋、牺尊和铭文方鼎等罕见青铜器。这次发掘的墓葬(M4)与2012年出土稀世铜禁的墓葬(M3)仅有十几米的距离,这两座墓葬大小、形制、结构、等级及重要性、基本相似。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说,牺尊在商末较为流行,这两件基本一样的牺尊是商器,它们出土于周墓正好说明此墓出土青铜器的来源较复杂,应是伐商胜利后分配的战利品之一。结     

盠作骡尊跋

此尊铭文,已由段绍嘉何汉南二同志作考释,载在人文杂志创刊号。邦怀有所补充及不同意见数事,今条列如后。铭云:“王初执驹于(厂干攴)。”段何二同志云:“周礼校人”:“春祭马祖,执驹。”注:“执驹,无令近母,犹攻驹也。”铭文中执驹似有牵驹意。邦怀按:郑玄注:“玄谓执犹拘也。”尊盖铭文:“王(?)驹”之(?)字,右旁虽不可识,然从系可辨,左从句,盖为絇之繁文,絇、拘同声,知郑玄训执为拘、是也。“王初执驹于(厂干攴)”者,言王初次祭马祖于(厂干攴),行执驹之事也。(?)为地名,段何二同志云:”周睘尊铭文有(?)与(?)相近,……按(?)字,真书作厈,……此作(?),多攴,与(?)似     

关于何尊铭文的几点新补证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了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何尊。在何尊里面底部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其中虽然有三字因年久锈损,但尚可补辨,另有两字,因原字不清,名家正在探讨中。铭文的拓本见《文物》1976年第1期62页。 何尊铭文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学者们普遍重视,这对研究西周史很有益处。不过笔者在研读各家文章之后,尽管受到很多启迪,但仍觉得有些解释未到之处,现在予以补正,如有不当,请专家予以指正。为了便于说明,现将何尊铭文引录如下:     

对罗福颐先生“郿县铜器铭文试释”的商榷

唯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广。穆公佑盠立于中廷北郷,王册令尹锡盠(?)市幽(?)攸勒,曰用司六皀,王行参:有司土司马司工。王令盠曰,(?)司六皀, 眔八自(?),盠拜稽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且(?)公(?) (?)彞?L曰天子不叚不其万年,保我万(?),盠敢拜稽(?) 曰,剌朕身从朕先实事。上面是郿县出土盠方尊铭文(方彞文明),已由北京罗福颐先生把它翻释出来(抄自本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五期)。我觉得罗先生这篇释文还有须得商榷的地方,年代问题,罗先生仅仅提了一句“殆是西周时代之物”,也没有进一步加以考订,现在把我的意见提供出来,就正于罗福颐先生。(一)“(?)”是铸器人的名字,罗先生释作盠,今按此字上部作彖,隶定当是尨字,说文犬部云:“(?),犬之多毛者,从犬彡”。此字正象多毛之犬,与说文合,应以释(尨皿)为近是。(尨皿)字从皿尨声,疑即古文盘字。(二)王册令尹锡盠赤市幽(?)攸勒“册令尹”即“作册令尹”的简称,王对令尹通常用     

也释多友鼎铭文

陕西长安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是一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物。田醒农、雒忠儒两同志在《人文杂志》1981年第4期上作了介绍和考释。李学勤同志在同刊同年第六期上也发表了详细的考释文章。这里仅就鼎铭释文和西周时猃狁入寇出入地的问题谈一点认识。 多友鼎铭文共二十二行,有重文一,合文一,共二百七十七字。第六行一数目字中间空缺一个十位数,细审器铭,系原铸就缺,因此不应按缺字计算字数。鼎铭共两个王字,按语气都应是重文。如果将两个王字都按重文计算则全文应是二百七十九字。     

师■簋盖铭文辨伪

《文物》1964年第7期发表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陕西省记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一文,介绍了武功县南仁公社北坡村出土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两件师簋盖,各有铭文一百另一字,铸造时代断定在共王初年。 从该文的介绍和所附的拓本图象看,两件簋盖的铭文内容虽然相同,但其形制和花纹却不同,特别是在铭文书体的风格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在初看到这篇介绍文章时,曾怀疑一号簋盖可能是一件赝品。鉴于它和另外两件     

商代晚期赏赐铭文

殷商时期的赏赐铭文,均在殷墟四期。赏赐动词有赐、赏、光、贶、宾;赏赐品有贝、玉器、农产品及自铭物;赏赐者有商王、子、■、王后;受赏者有小臣、武职人员、寝官、宰官、巂官;赏赐地点有寝、宗庙、大室;赏赐铭文载体有食器和酒器;赏赐授受双方的身份显示出了商代政治的结构。     

师克盨盖考释

此师克盨盖系一九五七年三月间,西安商业学校熊本周同志捐送陕西省博物馆,为其先人步龙先生遗物,(闻步龙先生在清光绪间曾任教三原味经书院)器早佚。盖通高八、五公分,口宽一九、九公分,口长二七、八公分。铭文(图版一、)凡一百四十四字,又重文三、盖面铸夔龙纹饰。据郭沫若先生考订:“大克鼎称其祖为师华父,官职为师。此师克亦称师,表明世袭,可知克系同一人。铭文第三行又下(?)字,见录伯(戈冬)(皀殳)、单伯钟、毛公鼎、王国维释劳。案此铭多一(?)(凡字),当是声符,准凤从凡之例,此当为奉之初文,会意,凡声也。”     

甲骨文中的“濒”字及相关问题

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涉”字,其形为人的两只脚分在河水两侧,表示人涉水渡河之意。但在《甲骨文编》一书中的“涉”字条下却归纳了三个明显和“涉”字形不相同的字,其形为人的两只脚在水的一侧,这样的字应该是“濒”字,古文字中“濒”、“频”乃是一字之分化。通过对“濒”字的分析,得出效卣、效尊中出现的“濒子”一词,应为“卑子”,即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小子”一词。     

命父諥殷跋

命父諥(?)乃未经箸录之器。数年前,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同志从电解铜厂废铜堆中捡得。铭文三行,连重文共十八字。铭曰: 命父諥乍宝 (?)其万年子=孙= 用享孝受福 此(?)作者名諥,字命父。古人之名与字其义必相应,亦有用反义者,清人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已详言之。諥,《广韵》:“言相触也。”《说文解字》:“触,牴也。”命,《说文解字》:“使     

甲骨金文所见■族考论

商周时期的■器有多处出土地,这使学界关于■族、■国地望的讨论趋于复杂。笔者从■器出土地、■器铭文特点来分析,认为■族是殷代强宗,周初一支迁至燕地,一支迁至宗周附近。其中,西周晚期迁至宗周的■族再迁至今山东烟台,成为姜姓■国,至少在战国早期依然存在,"■侯""■伯"之称在礼仪上应该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     

甲金文字偶拾

本文通过对甲骨文■、■、■三字及金文民字的考释,提出自己的新解。     

釋■、■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

(一) 第一期卜辞有“■”字,也作“■”,在偏旁中或省作“口”,它是“■”(說文訛作雝,隶变作雍)的原始字;第一期卜辞有“吕”字,它是說文“呂”字的初文。后来“■”字在偏旁中多变作“吕”,与“呂”字的初文混淆不分,学者往往莫之能辨,今列四証以明之。卜辞中的“■”字多作为祭名的“■”字用,如“氏■眔奠”     

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殷商甲骨刻辞■及从■诸字考释

本文从货币文字■、■、■的音读入手,通过对甲骨文辞例的检讨,并结合古器物形制,释得前揭三字与■、■字均为钲的象形字;并进而考得■所记录的国族名就是后世所谓的狄族;■、■、■为“呈”的古字;释得■当隶作■,读为“政”,训为控制;■为《说文》“■”字或体; 字像人双手持一“钲”形农具芟草状,确为“芟”字异体,只是该字所从的 不能视作“殳”字。     

何尊铭文补释——兼论何尊与《洛诰》

西周时期的何尊铭文对周初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尚书》中《周书》的一些文献资料。两者在研究周初历史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何尊于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铭文为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全部释文为: 惟王初(?)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白天。 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辶来)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虖乌!尔有唯小 子亡识,视于公氏,有昏于天,彻命。敬享哉!”(?)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 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惟王五祀。 对这篇重要的铭文,诸家都做过较详尽的考释。考释者无不认为,这是周初的一篇至关紧要的文字,它所记的大致意思是,宗小子何这个人在周的京室接受了周王的一番诰令后,并被赏赐了卅串贝,为此,何铸此尊特以观耀。其大意虽则如此,但对铭文中     

甲骨文考释三则

此文对甲骨文中的三个未识字进行了考释,认为《辑佚》398上的“■”应是“安”字,并通过考察“■”、“■”、“■”三者的用法,认识到在甲骨文中三字应是一字之异体,皆应释为“安”;《辑佚》450上的“”应是“乎■”二字之合文;《辑佚·附录》8上的“■”应是“艾(刈)”之异体。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新见伐簋铭文考释

新见伐簋铭文涉及到西周的礼制和宗法等重要问题。铭文中的"遗"当训为"问",指存问、存省,为西周宾礼之一。鲁侯赐予伐的礼器"圭瓒、彝一肆,■尊"均为行祼礼之器,瓒、彝、尊在祼礼中配合使用。铭文中"伐"是鲁国的小宗,而鲁侯称"公子",为鲁国的大宗。因此"伐"虽为父辈,仍旧要向鲁侯行君臣之礼。这说明西周社会的宗法和政治是合一的。     

西周晚季盔器铭文的研究

前言 1957年的“文物参考資料”第四期(四月廿七日出版)载着季長庆、田野二君所作“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現”一文,附題是“陕西郿县发掘出四件周代彝器”。里面談到:1955年三月,农民发現这批銅器,其出土地点在县城东二里許李家村北的半塬上,本是一个古代人类和周、秦、汉人居住的遺址,面积很大,情况复杂,但未发現墓葬痕迹。方彝二个,除略分大小外,形制全同,器盖都有銘文。小彝腹隔为二,故銘文分作兩段。方足尊一个,口內有銘文。牺尊象騾子,胸前有銘文,背上有兽系盖可以启閉,也有銘文,另有一盖出于腹內,銘文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