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佛偈传译与东晋南朝五言诗

虽然四句为一偈之说广见于历代佛教经疏中,但一偈并非皆由四句构成。随着佛教渐然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偈"逐渐用来命名具有宗教意味的哲理诗。中土五言诗歌为佛偈的传译提供了形制,而大量五言佛偈的传译也对东晋南朝五言诗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诗歌被偈颂化现象的出现,僧人所作的偈颂似诗,出现了类似诗的翻译偈颂。东晋五言玄言诗佛玄合流了,南朝则出现了较纯粹诠说佛理的佛理诗。     

偈颂与赞歌——中印佛教歌诗初探

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佛教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积极影响

佛教在形式、内容、题材、意境等方面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十分深远,许多优秀古典诗歌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佛教佛理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深远影响.     

试析回鹘文《金光明经》偈颂

回鹘文《金光明经》译自汉文本。回鹘文译者对汉文偈颂也以回鹘语诗歌形式进行了翻译。本文以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底本,与汉文本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梵文偈颂、汉译偈颂和回鹘文偈颂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     

全唐诗拾遗(续)

说明《全唐诗凡例》有言:“《唐音统签》有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全唐诗所无。本非歌诗之流,删。”自此,凡录唐诗者,即不收释氏之偈颂。《凡例》此言,当可商榷。确切地说,偈颂有非歌诗之流者,亦有即歌诗之流者之不同。只要我们将两者适当区别开来,即可选取。所谓“偈”,乃是梵文Gatha(偈陀或伽陀)的简称,义释为“颂”。梵汉双举,即云偈颂。一为佛经中的唱词,颂扬佛德;一即中国之诗颂。白居易在《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中说:“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除佛经中的唱词以三十二句为一偈外,一般多以三字乃至八     

佛教“偈”语的空境与近体诗的意境的一致性

通过佛教“偈”语所宣扬的某种哲理与艺术意韵的共同性上立论。因为“偈”宣扬的佛理是一种“空”境与意识活动,近体诗所表现出来的意境也是一种意识活动;了解“偈”的境界要通过“悟”这种方式,诗的意境也要靠“悟”,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主体精神的自由活动。     

佛教音乐对唐代长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佛教音乐被称为佛曲。伴随着佛经的传入,佛曲与中土音乐相融合,也开始在唐代京城长安风靡一时,成为上自宫廷下至民间都乐于接受的新的音乐形式。佛曲也往往成为文人在诗歌中热衷描写的对象。作为佛曲主要配器之一的琵琶,成为诗歌表现的重点。长安诗坛不仅记载了当时著名的琵琶演奏家,还通过文学语言对其声音进行描绘,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佛曲影响下产生的诗歌成为唐代文学中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     

论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形式及文化内蕴

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诗意地解决了自我超越与自我完善的宗教课题。它以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智慧，契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消除了佛圣与世俗生活的界限，用直观、生动的形式宣喻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因而　其偈颂、禅诗、语录等，都极富诗的形象特征。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是儒道文化精神　的宗教体现，是以中国文化心理为底蕴的。     

论《华阳颂》与《真诰》的关系

《华阳颂》的作者、《真诰》的编者均为茅山道士陶弘景。《华阳颂》内容依据的是《真诰》,二书均有道、佛成分共存的特点:《华阳颂》内容具有鲜明的道教特征,其五言的形式来自佛经偈颂;而《真诰》的突出特点是在道经中杂入佛陀所言。《华阳颂》道、佛成分共存的特征与《真诰》有关。     

宗教诗歌与诗歌中的宗教──从王维的佛理诗看佛教理念对文学的浸润

以王维的佛理评为主要研讨对象,分析佛教理会从东晋至唐时期的主要表现特征。认为在中国较早的僧诗里,佛教教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显得生硬、不成熟,显示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而未触的状况;至唐代,缘于佛教的极大发展,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王维是最典型的代表者。佛教教义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他将自然物像的审美表现与佛理的宣扬、体悟浑融为一,淡化了佛理诗的言理倾向,增强了诗歌的文学性,突破了早先佛理诗格局,使诗歌显示出另一种情致与景像。这种演变,显露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事相,又明显地表露出佛教对大学的逐渐渗入及深刻影响。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

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主要体现于歌辞作品当中,同时于一般诗歌和变文等诗体作品中也大量存在。程式的使用在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本土诗歌中已经有所表露,但尚未表现为普遍特征,其作品一般篇幅不长,构成也较为简单,这些都与敦煌文学中的程式表现大相径庭。研究认为：敦煌文学作品与佛教的亲缘关系,敦煌写经中对中古汉译偈颂程式的充分反映,皆表明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源于汉译偈颂。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层面来看,汉译佛经偈颂这一行为,使《诗经》时代的口头诗学传统在经历了中古文学数百年的断层之后,重新在作家书面文学领域获得了部分的继承和发扬,而敦煌俗文学则正是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发现的梵文贝叶写本《中论颂》与《佛护释》

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之中新发现了两部梵文贝叶残本——《中论颂》与《佛护释》,使目前《中论》相关梵本形态迟晚和谱系单一的困境得到了改观。公元2、3世纪龙树所作《中论颂》是中观派的立宗之本,对中国佛教曾产生巨大影响。新发现的《中论颂》梵本约存全本的四分之一,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为学者所利用的单行偈颂梵本。佛护的《中论颂》注释以前仅存藏译,此次是其梵本的首次发现,约占整个篇幅的九分之一。跟据字体特征推断,这两部残本抄出于6世纪后半或7世纪前半的尼泊尔,是现存最古的中观写本。两部写本所保存的梵文偈颂,可以对前人刊本作出多处修正,还能体现出诸家注释之间偈颂文本不同传承的一些痕迹。这证实了早前一些学者关于《中论颂》有不同梵文传本的猜测。     

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异同

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相似之处,如对情景交融与精炼简洁的语言的强调.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及语言等因素,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又有不同之处.本文试图从诗歌形式、创作技巧、语言特点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探讨两者的异同.     

偈颂涵义考辨

偈颂隶属于九分教之一,是佛典的一种重要文体,在早期汉译佛典中始终高居第二位.通过梳理早期汉译佛典对九分教的记载及佛教早期论书对偈颂涵义的解释,我们发现偈颂的内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笔者通过辨析祗夜与修多罗、记说,优陀那和法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偈颂的内涵及其内在的衍变.     

南北朝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

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它领导着当时绮靡浓艳的诗风,而且实际上还是当时诗歌声律理论的最早的一批发明者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南北朝中国佛僧侣的诗歌创作,扩展了中国诗歌的固有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技法,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

该文从诗歌主题、意象以及形式、技巧与风格等方面对穆旦前后期创作进行比较,从而揭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之上,说明外国诗歌翻译是影响中国新诗发展变化的巨大内驱力.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月”之诗韵禅境——论月意象的禅宗美学精神

“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禅宗兴起之后,禅学与诗学相互渗透而走向一体化,诗歌由于禅宗而多了一些哲理的情趣和禅悟的启迪,禅宗由于诗歌也多了一些情感的韵味和审美的情怀.月意象在诗禅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禅境与诗境.禅宗可以借月喻指禅宗的佛性、佛身和圆通之境,月意象在禅诗中可以借助佛理玄机的诗意表达增强诗的审美意蕴,禅宗思想的美学精神深化了咏月诗的情感内涵.月意象在诗境与禅境的相互交融中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审美观照,为中国古典文化增添了新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