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中国文学的后发现代性语境

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

文学叙事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是对文学叙事做出价值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至少涉及伦理学、叙事学、文学批评学、比较文学、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因此应归属跨学科研究。文学叙事伦理学对叙事所蕴含的伦理主题、内容、时代伦理声音,尤其重要的是在现代性语境中,对叙事过程中经由叙事各要素的互动而生发的境遇伦理做出阐释和总结,它最大的目的是在叙事虚构和想象中,探索伦理的各种可能性。与现实理性伦理相比,文学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伦理,拥有自己的秩序和规则,因此二者不能随意越界。     

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文学场的历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

如果从历史的维度来理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我们首先应该考虑布迪厄对文学场的历史发生的理论阐述。就法国文学史而言,这一过程经历了文学场获得自主性、出现双重结构以及生产符号财富三阶段。但文学场并非一个超稳定结构,它面临的内忧是,美学革命的体制化会耗尽它的话语资源;面临的外患是,文学场总是不能摆脱政治、经济资本的操控。但问题是,布迪厄对作为一种普遍性文学建构的文学场的描述是否准确?布迪厄把文学场理论限制在发达国家,那么,它超出欧美之外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的阐释效用?事实上,布迪厄本人并没有反思性思考他从属的第一世界的学术位置与他的学术观点之间的语境关联。     

重构现代性:建国后十七年“国家文学”的意识聚焦——略论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形态

渴望摆脱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和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意识的唯一标记,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指向。就建国后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言,"十七年文学"是在国家意志的规约下对现代性的价值重构。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中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这种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出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在新时期文学的叙事中,政治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成为审视文学现代性的重要视角.而当代文学对宝塔山、天安门、长安街、武汉长江大桥等一系列景观的书写也暗合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主体叙事.文学叙事景观的现代性迁移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也表达了不同时期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审美观念的更新.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文学史与历史语境--关于"民间"与"现代性"

历史话语的书写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内进行的,文学史同样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本.本文着重分析"民间"与"现代性"作为新的文学史叙事的核心概念与90年代历史背景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对文学史的阐释功能.     

《文学研究法》：桐城派文章理论的总结

学术界对于桐城派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与中期，而晚期的创作转变与理论整合却未得到相应重视。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桐城派文章理论的结穴之作，曾得到钱基博的激赏。此书师法《文心雕龙》，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色彩，具有融汇弥缝的特点，对于末流缺失多有涉及，有效纠补了桐城派文章理论的不足，反映出桐城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应对与调整。黄侃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曾激烈抨击桐城文章，而姚永朴拒不应战，其实具有理论方面的充足理由，黄侃所针砭的缺失在《文学研究法》中早已得到补充修正。     

瞿秋白关于文艺“自由”问题论述的历史理解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高涨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阵线与它的对立面,就文艺与文艺家的自由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对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对新兴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运动的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这场论争的意识形态建构,特别是文艺自由观念内涵的演化及其核心范畴的学理逻辑作深细的历史梳理就变得非常必要。     

《吕氏春秋》对浓缩型历史典故的运用及其文学意义

《吕氏春秋》继承已有的文学传统,大量运用浓缩型历史典故。从内容上看,往往构成对比关系,其内容有的是性质相反,有的则是层次上有高低之分;从形式上看,兼有铺张和简约两种形态,它们在文本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这种浓缩型历史典故是后代文体生成的活性因素,影响了一些文体的生成和发展,骈体赋和连珠体都是这种典故运用的活化石。     

"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历史语境中的潘金莲

潘金莲是一个有争议的女性形象。《义侠记》沿袭小说《水浒传》的男权视角;话剧《潘金莲》注重人性解放内涵的挖掘;川剧《潘金莲》从不同视角中审视潘金莲的沉沦。不同的文本,展现了在不同语境中形象的变化和历史文化内涵的侧重。     

历史演义小说中“儒将”形象的文化解读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塑造了关羽、杨六郎、岳飞、秦叔宝等一批儒将形象。这些儒将受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爱戴和崇拜 ,产生了极其深广的影响。为何他们的人格魅力如此巨大 ?本文由表及里地剖析了儒将思想性格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揭示了其所包蕴的丰富的文化心理因素 ,以及由此体现的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性格的某些侧面 ,并发掘了儒将悲剧命运所具有的文化反思功能和审美认识价值     

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嬗变考察 ——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大唐西域记》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史记·大宛列传》史学与文学交融,《汉书·西域传》文学性减弱,《大唐西域记》内部语体功能再分配、科学性增强的三个发展阶段,总结汉唐西域史地文献文学性及科学性的嬗变过程。     

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是科学化历史学的要穴之一 ,后现代主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质疑。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历史学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 ,不再将其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的科学 ,转而揭示其意识形态特征 ;二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艺术 ,根据其创作活动的特点 ,视之为一种语言游戏 ;三是将历史文本化 ,贬低作者 ,抬升读者 ,从而突出主观解释的意义。正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和反思 ,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这场客观性危机或许是历史学走向成熟所必经的一个阶段。     

论历史价值的本质和存在形态

历史价值的本质应从生成论和功能论角度说明,历史价值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历史客体对增强主体的本质力量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历史价值的三种存在形态,分别是自然物质价值、社会政治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     

女性与革命——以1927年国民革命及其文学为背景

女性与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履历中,既表现为"互为因果"的依存关系,又呈现出彼此冲突的逻辑悖论.本文以1927年大革命为背景,聚焦于茅盾、白薇、谢冰莹、叶紫等几位参与并表现大革命时期女性与革命关系的作家与作品,借助历史文献,对大革命中的性别关系及女性体验,进行细致阐释和理论论证,以期能够通过文学,返回历史现场,透过性别体验,对革命文化的复杂性,进行一番新颖而有效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