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1920年代沈阳城市建设发展述论

在欧美等国家城市建设热潮影响下,1920年代奉天省政府开展了以建立城市管理机构、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加强城市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活动,从而促进了沈阳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加速了其早期现代化进程。     

1920年代象征诗派艺术形态论

象征诗派内向聚敛式的感知方式,实现了诗意的现代性转换;它以暗示与象征构筑的朦胧效应,它的音乐美与绘画美统一的形式自觉,它的翻新语言的陌生化革命,在促成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生长的同时,冲击了诗坛的无治困窘状态,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启迪.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论1920年代政治文化与鲁迅的“学术观”

本文从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兴起的历史张力谈起,重点分析1920年代鲁迅所参与的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包括"文化传统"问题、"进研究室"问题和"学术方法"问题,揭示学术论争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彰显鲁迅参与学术问题讨论独特的"非学术化"的姿态,即重视整体的学术指向,着力维持学术和政治的张力关系。     

"花样"年华--1920年代军阀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

袁世凯之后,中国进入军阀时代.在传统道德没落的情况下,群体的维系成为军阀们面临的大问题.本文探讨了他们寻求维系道德资源的努力:取资儒学和江湖义气,利用中国传统的宗教和西方的基督教,甚至实行颇具现代色彩的组织、团体化和编村制度.文章认为,军阀们对治理资源的寻求,演示了中国政治进程的某种理路,军阀政治的余波远比我们预计得要大.     

1920年代我国现代大学学生自治制度研究——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中心

1920年代,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大学在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中,将美国的学生自治会制度引入高等教育的实践层面,并在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维护学生的权益、训练学生自治能力和辅助学校风纪上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发展学生独立的能力和自治的精神,不仅增强了团体生活的经验,而且活跃了校园生活。但是学生自治会制度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其间所引发的有关国际化与本土化关系的思考也是极其深刻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探析

语言问题一直是困扰新诗写作的一个症结。这一话题对于文化转型、纯文学普遍失势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生存与发展尤显重要。在相继梳理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几方面内容之后,从世纪之交诗坛关于传统、语言资源等论争角度,涉及21世纪初诗歌的语言问题,不仅贯通了近20年来中国新诗的历史;同时,也使这一问题在跨世纪的过程中,完成了历史的延伸和自身的反思。     

《申报》广告对1920—1930年代理想男性的诠释与引领

在商业广告中,广告主们总是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形象引入到广告插图中,并用直白的语言描述和讲解理想男性应该具备的身体、气质、品德、学识和行为举止等,同时向市民们指明通向理想男性的途径。通过对1920-1930年代《申报》的广告进行分析,可见广告主们基于时代要求和部分的现实存在而在广告中用图像和语言虚拟出来的理想男性。     

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汉语新诗的成功,香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香港新诗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新诗运作机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汉语新诗领域的真正定型,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放的香港.香港新诗通过对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诗兴情感的抒写,为汉语世界保存了卓然独异的都市诗歌和南国情愫.只有在世界化的格局中审视,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才有了新的价值体系,才有了新的传统内涵.香港始终处在面向世界的开放状态,它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汉语文学和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文学的重大历史责任.     

"国家的想象"与中国新诗的理想追求

"国家的想象"作为中国新诗写作的理想追求,无疑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遭遇的事实,不但使这种"想象"成为"政治的共同体",而且,也在政治道德伦理承担的过程中,对中国新诗的价值观念、话语实践以及历史建构方式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作人新诗研究述评

周作人不仅在散文领域有突出成就,在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也有重要贡献。近40年来周作人的新诗研究从单调到丰富,从简单、浅显的整体性概述逐步发展为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专门的研究。本文从周作人新诗创作研究、周作人新诗理论批评研究、周作人新诗比较研究三个方面对周作人新诗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期望为周作人新诗研究的深入提供参照与启示。     

闻一多幻象说与二十年代新诗想象力理论

幻象”是闻一多早期诗论的核心概念,也是他据以提出新诗形式建设方案的理论前提.他借鉴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想象力理论,认为诗的生成是情感经验、日常语言等诗歌质料在主体想象力作用下得以诗化、形式化的过程,主体想象力被视为诗歌生成的内在法则.这种观念,对于习惯于从修辞学和心理学角度来看待诗歌想象的当日诗坛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由此可以解释新格律诗理论何以会遭遇受曲解和误读式追随的命运;而闻一多在“幻象”理论上的内部矛盾,也是导致这种命运的重要原因.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新诗遇到了抗战 这是千载难遇的机会——论老舍的抗战新诗创作

老舍将抗战看作是其新诗创作千载难遇的机会,共赴国难、以血涤辱,成为老舍抗日新诗创作的基点.老舍的抗战新诗描绘遭到日寇蹂躏的国土,描绘民众奔赴前线、抗日战士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情景,还揭露讽刺了消极抗战借机发财的现象.长诗《剑北篇》成为抗战历史的鲜明生动的记录和写照.老舍的抗战新诗呈现出彰正义、明真理、抒至情的倾向,采取通俗化多样性的形式,呈现出要将新诗写得“俗”的追求.老舍的抗战新诗也存在着缺乏诗歌意境、缺少诗意的缺憾.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