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评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规划

由于对《尚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的深切认识与理解,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追求一种彻底的总结,因而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整体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的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索,50年代进行了集中的设计,一共形成四套方案,可以分成两种思路。可能他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尚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他对《尚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规划并没有完成,但这一系列的计划却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尚书》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参考方案。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古书辨伪工作是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的事业,他的最终目的则是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他并且认识到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只是未及从事相关工作。而时至今日,已出土了大量五帝传说时代的考古资料,通过考古学来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也已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抗战时期顾颉刚与钱穆学术理念的离合

抗战时期,学人群聚西南,身历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学人们大都努力将自身所学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由于学术理念的相异,同归殊途的分化在所难免。顾颉刚与钱穆,本着抗战前相近的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相聚成都,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然而由于各自治学重心的偏转,两人在通史编撰的理念、历史教育的目的以及治学门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合作也相当有限。两人学术理念的离合是与时代环境的变幻息息相关的。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论民国时期（1912-1937）的垦殖及其成效

民国时期,垦荒作为扩大耕地增加生产的重要手段,受到社会各界一定程度的重视,垦殖已由最初的个人或少数人的私人经济企图,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之一部门,垦殖的必要性也由原始的经济目的演变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同时,由于内地农民多耕地少,生产不能满足其需要,人口压力极大,急需移出;而边疆又有大量可垦未垦荒地,兼以垦荒所需的资本筹集并无困难,这些条件均使垦荒成为可能。而历届政府也积极发文支持垦殖,并获得民间的热烈响应,垦殖事业一度十分活跃,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民国时期瘟疫与现代文学书写

民国时期瘟疫频仍,经常爆发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重大疫情,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由于民智低下以及医学卫生条件的不发达等原因,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出现求神驱鬼等消极迷信的思想。现代文学真实地展现了疫灾之下迷信之风盛行,产生了招魂、求神、躲病等形形色色的迷信救治现象。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反思——以政党政治与军权政治为视角

民初政体模式实践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这种反复,不论胜负,都可视为辛亥革命的成果。其间,政党政治蔚为壮观,然而浩大的声势并不能遮掩其幼稚的本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等都因其自身的幼稚与脆弱未能守住资产阶级的政体。当袁世凯祭起军权独裁的大旗时,民初的政体模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宿命,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民国时期广州邮政业述略

进入民国后,通过裁撤"客邮"、取缔民信局,广州邮政权利得到了统一.这一时期广州邮政业在战争中曲折发展,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业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然而这一时期整个广东邮区与上海比较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探讨其原因对于今天广州邮政业的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论民国时期的图书邮购

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邮购研究,是学术界的缺失所在.图书邮购的从业机构很多,如出版社、书报社、图书馆、报馆以及政府部门等.对于图书邮购业务,相关机构制订有详细的规则;其服务范围包括国内、国外,农村、城市,解放区、国统区等,十分广泛;并有相关的专业机构,制订有详细的优惠措施;其中,邮寄注意事项是所有规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邮购图书业务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而且多集中在邮递环节,这与当时的动荡环境有关.现网购发展迅猛,虽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民国时期图书邮购中产生的问题颇多相似,可以从中借鉴解决问题之道.     

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

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这说明民国时期私塾的能量被政府低估了。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破产规范在实践中的表达——以商会个案裁断为视角

近代中国第一部破产正式立法为清政府1906年颁行的《破产律》,由于官商利益冲突及该律在执行中遇到的阻滞,其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被废止。中华民国成立后至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7月公布《破产法》之前,我国在破产领域始终没有正式有效的制定法,遇有破产案件,只能依据惯例或法理裁判。此时期作为裁断机构之一的商会发挥了重要功能,但通过对地方商会有关破产纠纷的个案考察分析,可以发现商会对破产案件的裁断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     

论民国时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妥协

民国时期出现的政治妥协是当时政治发展环境的产物。妥协合作可能不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有时却是最可行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政治决不只是一门“斗争哲学”,也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妥协不能等同于投降,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是软弱或投降的表现。民国时期的妥协合作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三次政治妥协分别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与立宪派及北洋军阀之间,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