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主党政权的亚洲经济政策

日本民主党执政后,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了很多改革性措施。具体到亚洲经济政策方面,继鸠山政府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后,日本民主党政权又出台了专门的亚洲经济战略,提出要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在制造、医疗、旅游等产业领域全面开拓亚洲市场。鉴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日本对其亚洲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势必会对日本自身及亚洲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政治大国视域下的印度对非洲经济外交探析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是印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全面推进印度的大国战略、实现其大国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凸显出民生导向的特色: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加强民生援助;在经贸合作领域印度大力扶持惠民产业发展,跨国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效,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战略推进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对非外交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调整的若干问题

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合作并行的国际与地区形势 ,为进一步争取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地区主导地位 ,日本地区外交战略的调整势在必行。在可预见的将来 ,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地区外交的有力依托 ,而加大与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组织在内的多边协调的力度 ,改善并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 ,将成为日本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方兴未艾的亚洲区域主义潮流以及中国在地区地位与作用的不断提高等因素 ,使日本的地区战略调整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变数。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与走向

东南亚国家是战后日本开展外交最早、影响最大、根基最巩固的地区之一。日本根据自身对外战略的转移与东南亚地区形势和地位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显示了其政策上的连续性。为了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夺取地区政治经济主导权,成为了日本外交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东南亚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平衡,日本在推动东亚合作一体化进程,积极应对全球性问题,深化与经济盟友关系,加强与中韩等东亚大国的合作,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水平等方面,势必成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外交战略的新走向。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软实力外交探析

日本的软实力外交有着丰富的资源和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多边外交成效显著、文化外交成就突出和国内发展深受瞩目等三个方面。21世纪后的日本非传统外交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经济、夺得全球政治大国地位以及在东亚区域合作和中美日三角关系中赢得主动权等主要战略意图展开。它也存在着如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国内政治体制僵化的约束、外交战略内在紧张以及右翼势力干扰与社会结构封闭等诸多缺陷。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

“吉田路线”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原点,之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双边同盟和多边国际体系为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决定性框架,同时对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靠日美关系实施自制性措施来应对四次经济危机,并通过ODA为国际做贡献,借助峰会、GATT、APEC等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获得国际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随着冷战结束带来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积极介入国际安全领域,并在与美国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来消弭贸易摩擦,还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保护全球环境等探索突破传统型经济外交。同时,日本依靠国际机制和规范的权威性缓和了对外关系发展中的错误和冲突,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10年以来,面对日趋衰退的本国经济和强势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日本从对华牵制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针对经济安全的应对措施。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既具有连贯性,又呈现出人意料的振幅和变化。     

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

冷战结束以来,日非关系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以主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日本进一步调整并强化了对非外交.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迫切感与务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非洲国家力量的壮大及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对非洲能源与市场加剧争夺的现实.日非关系的发展也将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鸠山内阁外交的基本特征

鸠山内阁在外交政策上强调民族主义,外交自主性有所提高,同时谋求适应东亚地区力量格局变化,构筑新日美同盟关系。而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为核心的日本亚洲外交将成为新的对外战略重点,并争取在构筑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探析

中国对日本的公共外交已经持续数十年之久,对日公共外交是指中国政府以日本公众为目标的各种公关活动。以中国实现国家全面发展为背景,深化对日公共外交,对于中日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日公共外交的合理有效实施有助于当前改善两国关系、将来实现两国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并最终破解安全困境。推进对日公共外交,需要克服一系列的制约对日公共外交的症结,同时,进一步就深入推进中国对日公共外交进行探索。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及其制约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追求与日本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从最初的“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战略到现在的“正常国家”、“普通国家”战略，日本二十多年来的大国战略是在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近年来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日趋成熟，并通过经济、法律、外交、传媒等途径推进“普通国家化”战略。但是，日本的外交理念、国际意识、国内体制，以及国际和周边环境，对其“普通国家化”战略的实施，构成了重要的制约和牵制。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在经历了从“以经济外交为主”向“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举”的转折,形成了“对美协调”、“确保能源”、“扩大影响”三大支柱。21世纪初期,日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均衡地实现这三大目标?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日本对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和“日美阿以”四边关系的驾驭能力。     

失衡的2004年日本外交

20 0 4年日本外交处于失衡状态 ,其具体表现有二 :第一 ,威胁观的变化较大 ,但在思想上有待走出重视美国有余、重视联合国和东亚地区不足的误区 ;第二 ,对美外交和对联合国外交的变化幅度较大且进展较快 ,但对东亚地区外交和对华外交的变化幅度则居中。至于对俄外交 ,其变化幅度和进展都不大。日本外交的失衡状态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 2 0 0 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