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法》实施以来戒毒工作面临的境遇

《禁毒法》实施以来戒毒工作面临诸多新的机遇,可以概括为：树立了全新的戒毒理念,构建了全新的戒毒体系,实践了全新的戒毒模式,完善了全新的戒毒机制,取得了全新的戒毒效果。然而,机遇总是与困难和挑战并存。戒毒理念需要转变,《戒毒条例》尚未发布,吸毒成瘾及严重,特别是新型毒品成瘾标准尚未出台,社区戒毒（康复）体制机制尚未完整构建,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管理体制尚未确定,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尚没有具体办法等困难,制约着戒毒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在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禁毒法制框架。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法制虽然有助于高效彻底地肃清毒品,但是也直接影响和支配着禁毒工作的纵深推进,给当代禁毒法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禁绝毒品目标的提出、运动式禁毒会战的启动、指标化考核方式的盛行、斗争化戒毒理念的形成等。面对日趋复杂的毒情形势,我们不能希冀简单复制疾风骤雨和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只有将禁毒工作真正纳入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治理毒品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     

晚清禁毒法制的观点博弈与现代变奏——从“严禁”与“弛禁”之争说起

禁毒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禁毒法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晚清禁烟运动中,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论战是中国禁毒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也是我国首次就禁毒战略的选择而展开的全国性大讨论。二者分别提出了"从重从快"的严禁模式和"以毒攻毒"的宽缓思路,前者流行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实践中,后者成为西方毒品合法化政策的雏形。从晚清禁毒战略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避免情绪化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形式化的解决路径,须贯彻综合治理和多元施策的禁毒方针,区分毒品消费和毒品犯罪的立法评价,平衡效益追求与公益实现的价值矛盾,完善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的工作衔接,这才是禁毒法治完善的应然要求。     

西部大开发与地区间权利义务的合理分担——从《禁伐令》实施谈起

本文根据《禁伐令》的法律性质、法律特点和实施中的权利义务分担问题 ,分析了西部大开发作为一种以生态效益为主的经济类型 ,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法律的伦理性与工具性价值 ,合理分担地区之间在生态环境产品的生产与供应上的权利与义务 ,以使西部开发具有新的思路     

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确立与实现——《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政府环境责任规范研究

经过重大修改后,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得以通过,这是我国环境法治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应对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全面规范了政府环境责任,强调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职责和任务。这些条款反映了环境治理的实践需求,体现了环境治理的规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中规定的政府环境责任,还有赖于政府环境职责的确立、政府环境责任的追究程序、公务员的权利救济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完善。同时,整个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对于政府环境责任的实现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试论行政强制的有效实施——以《行政强制法》的反思为视角

历经漫长的立法进程,此次《行政强制法》的出台为我国行政强制的规范行使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很多值得肯定之处。与此同时,在行政强制设定、程序、救济等方面仍然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在关照立法完善的同时,行政强制的有效实施仍然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只有在各方面制约因素完善的前提之下,行政强制的法治化才能得以实现。     

法治视野中的我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建设——论《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工程与实施工程

行政强制权力的行使具有特殊性和现实性,《行政强制法》制定工程具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基本品格,在深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期颁行《行政强制法》具有法治发展意义;制约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是行政法治的永恒话题,《行政强制法》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力图建立起完整的原则体系和规范体系,形成有效约束行政强制权力的制度体系,由此形成了本法的一些创新亮点。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行政强制法》留下若干立法遗憾,需要通过后续努力来完善。     

论水行政强制制度的规范及改进——以《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伴随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在行政法领域,相应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及其适用需要予以调整和修正。文章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两个层面造成的冲击进行研究。从水行政强制的核心原则着手,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阐述,以进一步规范水行政强制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强制与自愿二元定位下《证券法》ESG信息披露制度的体系完善

如何提升ESG信息披露的数量与质量,是当下ESG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首要目标。现有研究主要基于ESG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弥补自愿性监管不足之逻辑,认为应加强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却忽略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以及在为何加强、如加强强制性方面论证不足。首先,理论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信息披露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灵活性更契合ESG信息披露的个性化特征,形成更有效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自愿性与强制性信息披露是不可割裂的,在制度功能、披露内容与制度构建上具有关联性、互补性。完善的ESG信息披露制度需要强制性与自愿性的二元结合。其次,ESG的功能定位直接影响监管模式的选择。监管部门如将ESG定位为促进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即属于公司自治范畴,采用自愿立场;如将ESG定位为社会治理的手段,往往会提升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以达到社会治理的目标。据此,我国现阶段基于“双碳”治理的目标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保留其余信息披露的自愿性具有理论与实践正当性。再次,虽然二元监管模式定位合理,但是在具体制度建设中仍存在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监管不足、自愿性ESG信息披露激励不足的内生冲突。当前环境强制性信息披露仍然采用单一重要性原则,可能造成ESG信息披露供给不足以及难以应对“漂绿”现象;在法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上,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自愿性信息披露则存在激励不足的现象。上市公司可能因为ESG信息披露承担监管风险,但却无细则与免责事由指引如何避免。最后,在制度优化上,监管强化存在引进双重重要性原则以及增列强制性信息披露事由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双重重要性原则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证券法投资者保护利益的根本性冲突,现阶段统一法定环境信息披露标准较为合适。另一方面,证券法可以增列与环境有关的公司治理结构披露事项,以与环境法信息公开相区别。激励强化存在引进预测性信息安全港以及细化指引两条路径。但考虑到国内并无预测性信息安全港的相关规则,立法成本过高,因此现阶段细化自愿性ESG信息披露较为适宜。     

遗嘱继承制度的价值悖论——兼论我国《继承法》遗嘱自由的合理定位

遗嘱继承制度隐含着四个价值悖论：遗嘱自由与公平的悖论;遗嘱自由与效率的悖论;遗嘱自由与秩序的悖论;遗嘱公平与效率的悖论。实现遗嘱继承价值间的平衡,从悖论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是近现代世界各国遗嘱法的理性选择。我国《继承法》也应顺应世界遗嘱法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继承文化的实际,对遗嘱自由重新进行合理的定位,即将遗嘱自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构建遗嘱自由、公平、效率、秩序价值间的平衡机制。     

环境侵权的微观与宏观——以《侵权责任法》为样本

<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体现了环境时代法律的"绿化"需求,但并非完美,除了未将生态破坏行为纳入到环境侵权外,还存在着未区分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规定过于粗放以及数人环境侵权责任划分不明确等问题.因应环境议题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环境侵害救济法>,全面规定环境侵害的民事救济、社会化救济、行政救济以及纠纷解决机制尤为亟需.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之检讨与反思——纪念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实施10周年

航空承运人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新时期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对保护航空运输事故受害人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2003年生效实施10年来,公约规定的责任保险的范围、投保的主体以及保险额的界定等问题在理解和运用上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实践构成极大羁绊,具有“软法”性质,实则是一个空虚的法律构架,容易造成“统一”的公约出现“非统一”的怪状。2013年正值公约实施1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该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以实现公约适用的统一价值和落实公约义务。鉴此,在修订中国《民用航空法》时,建议补充责任保险的内容,明确保险的范围、最低保险要求和违反保险要求时的制裁措施。     

论政府在市场秩序管理中的角色与定位——由《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引起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定位。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规制为切入点,从市场秩序的有序与无序状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秩序的影响等角度,探讨了政府的多重角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在当前市场秩序管理中的正确定位:立足市场服务与监管,以维护市场秩序为其重要职责,从而建立服务型的、有限的法治政府。     

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新调整——解析《英法防务合作协议》的另一种视角

2010年11月2日英国与法国在伦敦签订了有效期为50年的防务合作协议,这一协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自布朗政府上台之后,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对布莱尔时期英国国际角色定位的偏差进行反思和调整.在此基础上,卡梅伦政府结合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新认识,继续对英国的国际角色进行调整:更加融入欧洲,致力于形成有效的欧洲防务和安全政策,并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独立防务.卡梅伦政府的新调整是英国理性、灵活、务实外交传统的反映,而真正成为欧盟的领袖之一并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更为果断和独立的角色则是其目标.《英法防务合作协议》的签订,可被视为在上述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面向现实的历史关怀——读《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

自古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问题就一直是困绕着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常常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研究过中国救荒史的邓云特先生就曾指出:"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1](P105)多少个王朝也就是在这些灾民、难民生存无着铤而走险的起义中衰败和灭亡.     

与时欠进的《现汉》——新时代主流话语30生词疏解

在认真研读习近平著作、研究近年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基础上，筛选出30个生词，彰显新时代主流话语体系的文化自信特质，反映新时代主流话语体系用词鲜明的多元特点:“下里”吸吮泥土气息，“阳春”盎然人类文明；继承是弘扬精华，创新更不囿常规。研究还表明，《现汉》与时不够俱进，词汇收录及释义欠缺对主流话语的足够敏锐。     

政府与利益集团的纠葛——对布坎南经典著作《成本与选择》的研读

任何东西的获取都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任何抉择,都有一个权衡利弊的时刻,机会成本是人们选择的替代性考虑。政治是一个共同体面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在互相冲突的价值上进行选择的过程。改革是执政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实现长期执政。一般而言,利益集团可以分成三种,相应地发挥着稳压机、搅拌机和粉碎机的相应功能。为此,为推进改革就必须对不同利益集团要采取相应不同对策,在法治框架下,把各种利益集团纳入秩序轨道内,健全利益集团之间正常博弈机制,力促最后决策在动态中接近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深化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档案法》与《条例》衔接的几点思考——以政府信息公开后第一案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与此同时,也触动着档案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后第一案的分析,并从档案开放期限、档案开放主体、档案公布权责三方面来探讨《档案法》的修订与完善,做到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间的紧密衔接。     

民法精神在海南自贸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贯彻研究——以《民法典》的实施为视角

我国已有的三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主要以权力为导向。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海南自贸港特色的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决定了其建设中需增强权利导向。民法精神在我国有着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和实践基础,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民法精神的贯彻包括三方面:制度构建中"生态"和"文明"并重;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政府的竞争中立、秉承谦抑和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体现《民法典》的商法特性,落实民事权利的平等保护,保障原住民民事权益,实现民法典对环境侵权受害者的有效救济。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从源了圆《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源了圆认为朱熹的理观念是日本合理主义形成的诱因:无极而太极之理具备道德性格,演绎出思辨的合理主义;基于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的格物致知生发出经验的合理主义。随着西学援引,由格物致知生发的经验合理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合理主义的主导,并由此助推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忠于天皇、武士之勇、达成目标等价值坚守;伦理道德上消解朱熹理学中的敬,确立自然性情的合法地位,强调出于主体心情自然流露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摒弃伦理法则的客观性,还伦理于俗事生活。以源了圆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致思在内容、方法与视野上均对我们解析儒学现代价值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