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

晚清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在对"侠"的建构与创新方面有所着力.它在侠与时代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侠的内涵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侠在国家救亡、人种改良方面应有的作为.翻译小说的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新小说>中的侠的表现.<新新小说>杂志所提倡的"侠",从整个中国的侠的发展史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     

生命力的突进：王度庐研究三十年

王度庐是民国年间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其《卧虎藏龙》曾被改编为电影获得多项奥斯卡奖,小说曾节选进入高中教材,他是民国武侠小说以及通俗文学的杰出代表。从1982年开始的王度庐研究,已经走过了近30个年头,经历了开端、深化、繁荣的不同阶段,学者们提出了悲剧侠情、旗族记忆、平民文学等重要观点,但也还存在着研究方法和理论...     

“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谈脂砚斋对《红楼梦》“情”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开篇就宣称此书是"大旨谈情",脂砚斋也在批语中明确指出,<红楼梦>主要是写"情"的,是"一篇尽情文字".<红楼梦>中的"情",主要是指"儿女之情",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将儿女之情发泄一二","儿女之情"是"情情"与"情不情"的统一."情情",是指"谁对我有情,我即对谁有情."是对爱情的专一,情之所钟,一往情深;"情不情"是指对所有人和物都付诸真情,是一种博爱精神.<红楼梦>中的"情"又是一种悲情,揭示的是作者"情"的破灭、审美理想幻灭的悲剧.     

民国言情武侠小说家王度庐年表

王度庐,1909年生于北京下层旗人家庭,原名葆祥,字霄羽。1926年开始在《小小日报》发表侦探、社会、言情等类型小说,1927年开始发表武侠小说。1930年在《小小日报》开辟个人专栏"谈天"纵论天下,并于次年进入报馆担任编辑。1934年移居西安,1936年回北平,1937年赴青岛,次年始以"度庐"为笔名发表作品。1938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宝剑金钗记》,到1944年《铁骑银瓶传》连载完毕,王度庐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悲剧侠情"风格的杰出代表。抗战胜利后,王度庐在青岛继续从事写作。1949年迁往辽宁,先后在大连、沈阳从事教育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1年迁入铁岭随幼子生活,直到1977年病逝,终年69岁。     

《丽情集》考论

北宋张君房辑纂的<丽情集>在宋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丽情集>突破了历来小说偏重"志怪"、"传奇"的层面,而专取"丽情"一类,且多涉诗歌.故颇具文心与诗情,因此有别于一般小说集,既有小说之趣味.又有文章总集之功能,兼得雅俗.南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就将它著录在总集类,而不是小说类.张君房在<丽情集>编集过程中肯定渗透了个人趣味,同时其所收文本明显存在着异于其所源出之本的现象.<丽情集>专收人间男女风月情爱故事,显示出一种新的趣味指向.对于元明言情小说而言,<丽情集>可谓广大教化主,胎息蕃衍沾溉深远.     

论李劼人小说中的民国蜀地匪盗想象

现代作家李劫人有一系列以民国时期四川匪盗为题材的小说.和传统文学中的匪盗想象有所不同,他的匪类题材小说没有侠匪义盗的浪漫表现,作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它们严肃而具有批判性,完全是时代的反映、文学的自觉,体现了新文学关于"人的文学"的理念追求,尤其是代表作<死水微澜>历史地反思了匪性精神作为民间文化力量在历史转型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从"西门"到"贾府"——从古代拆字术、"西方"观念说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

古代拆字术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广大,而且进入小说艺术,成为塑造人物、构造情节的辅助手段.<金瓶梅>曾写西门庆被改称"贾庆",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之外,应是作者以"贾"谐音"假",寄寓西门庆即"贾(假)庆",为人生虚假之福的象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其称名"贾"府,固然有与"甄"府相对,以谐成"假"、"真"对立之意,但其最初的动机,应是从<金瓶梅>改西门庆为"贾庆"的启发而来.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红楼梦>之家为"贾府",实有谐音指其为"假福"的用心,不可不察.     

寻父:无家可归者的精神悲剧--解读鬼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是鬼子90年代末创作的极具感染力的中篇小说.小说隐含着"寻父"这一悲剧主题,其内在悲剧力量体现在人所处的极限困境和人的柔韧生命力所构成的张力.     

浅析张爱玲之小说《色·戒》

<色·戒>是张爱玲后期创作中最精彩的一部小说.对<色·戒>一题中"色"与"戒"进行了解读,"色"指"美人计",也指"美人计"中出现的种种色相,"戒"指钻戒,也指戒心.比喻是张爱玲小说艺术不可忽视的表现手法,以奇崛冷艳见长,使表达更加丰富、透彻,使事物的状态得到更具冲击力的表达.     

张炜小说中的民间道德及其文学性意义—以《古船》以及《古船》之前的部分小说为例

文章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对张炜的<古船>以及<古船>之前的一些小说创作展开论述:一是张炜小说中的"民间道德"是如何被"现代主体"所发现并成为小说创作资源的;二是"民间道德"在文学性的意义上为张炜小说的叙事提供了何种支持.     

《故事新编》的"油滑"与浙东戏曲的"二丑艺术"

杂带"油滑"的<故事新编>创作时间跨越13年,此间,鲁迅经历了一个由新文化运动旗手到颠沛民间甚至是众叛亲离的荡激过程,其创作心态和艺术手段也必然随之经历变化.油滑,符合这种人生转变时期的心理特征.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它仿拟了浙东民间戏曲的"二丑艺术",但却有利于保持韧战者的心理优势,同时也表现了鲁迅作为文化先驱的"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和类似玩世不恭的"捣乱"与自嘲.循此理解,关于长期存在的<故事新编>"油滑"争议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     

"悲剧"中的喜剧——谈托马斯·哈代《还乡》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还乡>因女主人公游苔莎的命运悲剧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被认为是一部悲剧小说.本文通过对<还乡>中几个重要人物的分析,对<还乡>的悲剧性和喜剧性进行了重新解读,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定位.     

侠女玉娇龙说:“我是旗人”——论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的清代旗人形象

民国年间满洲旗籍作家王度庐,在满洲贵族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之后,作为一代新人,承继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选择写作不被文坛重视的武侠小说,用通俗艺术的曲笔,编织逝去的王朝里活跃过的人物故事,并以其独有的悲情,重评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而开创了武侠言情小说中的悲剧侠情一派,从一个侧面,为曾经发生的民族悲剧,留下沉重的历史遗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群鲜活动人的清代旗人形象。     

论托尔斯泰的"泛现实主义化"创作及其得失

托尔斯泰并没有按照一种"标准"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进行创作,而是走向了泛现实主义化创作.所谓"泛现实主义化"创作,即作者不拘泥于一种模式,而是运用各种创作手法,去不断开拓现实主义"疆域",具体表现在创作中分别向心理的、自然的、古典的三个领域拓展,由此形成了三种"新"的现实主义:即心理主义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其相应的代表作分别为<伊凡·伊里奇之死>、<哈吉穆拉特>和<复活>."泛现实主义化"创作现象的出现,既与作者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使其不甘于一种表现形式有关;也与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在欧洲趋于衰落有关.托尔斯泰的"泛现实主义化"创作一方面使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焕发出新的活力,暂时化解了现实主义所遭遇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总的来看,"泛现实主义化"创作是对托尔斯泰一生创作风格摇曳多变的概括.     

是"忏悔"还是怨恨--谈《风筝》的创作真意

从<我的兄弟>和<风筝>的文本异同中可探究<风筝>的创作真意,并联系兄弟失和一事以及厨川白村理论对鲁迅的影响,可以看出<风筝>的真意其实并非如李天明所说鲁迅对兄弟的"忏悔",而是曲折表达了他对周作人的怨恨之情.     

卡尔维诺作品的"元小说"特征分析

作为小说艺术的创新者,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一位公认的"元小说"大师.他以"世界正在变成碎片,我在这些虚悬着的碎片上奔跑……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重新存在,重新恢复"的艺术理念,并通过其大量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寒冬夜行人>的写作实践,把"元小说"这一命题演绎得淋漓尽致,实现了他"伟大的艺术把不同信仰的人们带到一起,因为它好像是把他们的不同词汇转变成为一种合并了这些词汇所有含义的一种综合经验,属于各种哲学之间"的写作目标.     

林黛玉"三听之境"之结构分析——《红楼梦》"文成于三"的建构模式初探

一部<红楼梦>,曹雪芹基本上是按照"文成于三"的模式来建构的.所谓"文成于三",意思是"三"不仅体现于<红楼梦>的主体框架和情节线索上,而且还普遍地存在甚至融化于<红楼梦>的微观结构乃至语言句式上,最后形成一个由"三"构成的有机的网状结构.例如,黛玉是宝玉爱情之线(小说的三条主线之一)中的三个女主角之一,而最能体现黛玉悲剧性格的典型环境则是"听牡丹亭"、"吃闭门羹"以及"逗引鹦哥"等三境.在此主要通过对黛玉的"听牡丹亭"的"三听之境"(耳听、心听及神听)的细读式结构分析,以证明<红楼梦>"文成于三"的建构模式.     

《女神》之日本文化背景

<女神>创作具有深厚的日本文化背景,其艺术形式和风格形成得益于日本"泰戈尔热"和"惠特曼热",同时也深受日本"新体诗"和口语诗运动的影响.<女神>绝大部分诗篇创作于日本博多湾,博多湾给予了诗人丰富的艺术启示.     

梦里梦外都是情——《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梦"的对比分析

<西厢记>与<牡丹亭>中的两梦--"草桥惊梦"和"游园惊梦"分别借剧中人物张生和丽娘之梦表达出创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和思想境界."草桥惊梦",张生之情起于梦而止于梦;"游园惊梦",丽娘之情发乎梦却超越梦.一梦见出历史的无奈与真实,一梦见出理想的追索与光芒.     

出于蓝而胜于蓝——论《秋菊打官司》之于原著的典型化提升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根据当代作家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而成的.原著小说作为电影创作的母体,为电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基础.但电影并不是对原著小说机械被动的语言转译,编剧刘恒和导演张艺谋抓住原著小说的精神内核,按照"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美学原则进行再度创作,使电影与原著小说相比,在艺术上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