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

为什么会有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三代消亡”论?文章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短暂的内因与外因。受内因制约,家族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反应程度过大或过小都容易产生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负面影响。外部因素有时也能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存续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模式改进其内部治理结构。文章还提出了适用于经验检验中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性的理论模型。     

代际传承:家族企业继任管理和创新

家族企业继任是家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与一般企业相比 ,其领导人的继任显示出独有的复杂性 ,其影响也更为广泛。本文运用家族企业所有权—家庭—企业三极发展模型对国内外家族企业较为普遍的“子承父业”模式进行理论分析。中国当前家族企业由于受社会环境、企业成长阶段、企业背景、企业规模以及产业特点和性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而会呈现出多样性结果 ,其中“子承父业”模式仍然是主流继任模式 ,本文在从中国家族企业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学习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的基础上强调 ,中国家族企业要成功实现“子承父业”换代模式 ,必须在家族换代中认真思考权威转换、企业文化重新营造和企业“分家”等问题。     

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与治理结构演进

以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为基础,分析了两种不同周期模式下企业的发展路径,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首先在对企业资源、市场及人力需求进行各方面的分析后,总结出符合一般特性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演进过程,对于中国现有家族企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此外,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差异,强调必须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判断,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延长企业寿命,使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家族企业的企业制度选择与效率边界

置身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族企业在选择企业制度模式时,必然从效率出发。效率边界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制度选择界限,表明市场交易成本与内部组织费用的高低。大多数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尤其是微型家族企业,不宜盲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没有必要建立完善的权利分离的法人治理制度。而对于规模稍大的家族企业,可以通过公司制和其他创新模式,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等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的功能特长方面与外界整合,使建立在“家本位”基础上的家族企业,发挥其稳定和便于协调的优势。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亲属抱团"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广泛存在,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下的文化现象。本文利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其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证实,宗族文化内含的亲属间信任及团结互惠是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亲属参与的差序格局愈明显;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在宗族影响力越大、外部监管环境越差时更突出,当实际控制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拥有海外经历时则被削弱。最后本文发现,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亲属参与对股东与管理层间代理成本的缓解作用得到加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和市场表现。本研究为理解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视角的证据。     

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传统“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族式管理模式优劣势分析

本文试图从传统"家"文化的影响的角度,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按照家族企业自身的特性来考量其优势与劣势;并且认识到基于家族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应更多关注家族企业在制度和管理方式上可能发生和需要发生的变化。     

中国家族企业控制权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1990-2012年1033家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控制权比例的影响因素，认为其受到家族企业盈利能力、企业规模、家族企业存续时间以及家族企业企业化方式的影响。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基于国美控制权之争的案例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家族企业迅速发展,占据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且家族控制程度较高,在我国家族企业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并适当吸收了企业的外部文化。如何清楚地了解家族企业所面临公司治理问题,并有效提高家族企业的治理效果对我国家族企业显得及其重要,本文主要从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人才瓶颈,及其管理决策和企业的职责划分方面入手进行了讨论。     

浅析家族企业文化的特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中近90%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作为一个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建构的基础,其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文化呈现出以中国传统"家文化"为基础,注重亲情和人情的管理方式,强调稳定,创新动能不足等特征。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下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研究

本文从不同周期的家族企业界定出发,分别分析各周期家族企业的主导治理模式,尤其在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调查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期望归纳出一种适应与平衡家族企业各方利益的契约治理模式,试图为我国家族契约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参考。     

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家族企业已逐步暴露出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并制约了中国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并找出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对推动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家族企业的概念、权力结构、代理特性、存在问题对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国内和国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最后提出了促进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措施。     

试析以人为本的新型家族企业文化建设

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一支劲旅,家族企业文化具有其独有的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家族企业必须努力营造良好的、适应企业发展的新型家族企业文化。进行“以人为本”的新型家族企业文化建设成为影响家族企业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机制:基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浙江、重庆等东西部省市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源/战略需求、关系治理、权力结构、企业家特质对家族企业网络化成长模式的影响及机制,结果发现,资源需求对二级网络持久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二级网络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合作机会对网络范围、二级网络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管理对一级网络强度、二级网络开放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所有权对一级网络范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二级网络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一级网络范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家年龄对一级网络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家行业工作经验对二级网络范围、网络持久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家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家族企业二级网络强度、二级网络开放度明显大于其它类型家族企业。研究结论对中国家族企业成长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庸理性影响下的家族企业股权配置: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

现有大量研究都集中关注家族企业股权在家族与经理人之间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是却没有探讨过在中国本土背景下,有什么关键因素会对家族企业股权配置产生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鉴于此,文章运用国际学界在"中为西用"学术革命中提出的矛盾论分析框架,探讨影响股权配置的因素。在这场学术革命中,中国众多的传统文化思想被运用到现代理论的发展中,其中讲求整体性和辩证性思维方式的中庸理性受到极大关注。家族企业作为家族与企业的契合体,同时又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型企业,情感与理性的交织正是家族企业在治理方面区别与其他类型企业的独特性之所在。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意图对股权配置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企业家的中庸理性在此关系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之前还没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过相关研究。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识别与选择研究

企业契约分为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按其强度可分为9种模式。本研究按误差逆传播多层前馈方法构建的25-13-3型BP神经网络模型,能有效地识别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由此可推知,成长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家族企业通常会分别选择弱显强隐、中显中隐和强显强隐的契约治理模式。而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分类分析表明,强显强隐是家族企业最有效率的契约治理模式。     

传统文化、制度转型与家族企业成长——第十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侧记

组织在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市场的、家族的、政治的、传统的制度逻辑对组织提出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要求,共同定义了合法性、意义等重要的价值观和思维框架。组织在这些外在制度压力下选择最适合组织利益的行动逻辑,导致企业在目标、战略规划、战略执行与控制、职业化、传承以及组织绩效上的异质性特征。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势和劣势,不能脱离以"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并存的制度转型特征。民营企业体现出强大的韧性和适应力内生了特殊的治理安排。但适应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制度环境改善的必要性降低,制度环境恶化最终会将众多利益相关者陷入多输的格局。本文以第十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会上交流的学术成果为核心进行研究综述,发现参会者重点关注了:(1)文化传统对企业和企业主的影响;(2)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的适应性行为;(3)保护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战略;(4)家族企业传承与二代创业4个方面。     

家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职业化管理

基于制度同构理论,探究家族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嵌入到国内和国外互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时对其治理结构的影响,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给家族企业带来制度同构压力,进而影响其职业化管理水平。运用中国沪深上市家族企业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广度越大,高管团队的职业化水平越高;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增强家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职业化管理的促进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外商投资水平则会削弱家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提升职业化管理的动力。通过研究组织同时嵌入不同制度逻辑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深化制度同构行为的分析框架,对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和治理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人情:企业成长催化剂还是绊脚石?

在前两期“对话”栏目中,我们分别从宏观的角度剖析了传统文化对企业疲软病的治愈以及《易经》“体、相、用”对商业本质的透析.这一期我们将从微观视角,以传统文化中“家本位”为切入点,探讨亲情信任关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历来,中国的人情观念是人际交往关系的重要部分,也是当今中国大多数企业发展的基本逻辑.中国企业从发展伊始就与人情密不可分,大部分企业是在家族企业基础上发展而来,其特有的人情模式是维系企业发展的纽带.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人情关系不足以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西方科学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被不断引入.然而,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管理模式很好地融合,用得不好,反而会出现管理混乱甚至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