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后期作品中的生态哲学

梭罗后期作品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对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对抗走向兼容:探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关系的演化过程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一直是生态伦理学的热点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伦理关系、价值关系三个层面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促使人类中心主义对其原有的观点进行调整,克服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承认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和内在平衡的必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兼容。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对“马克思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批判

一些西方学者依据他们对马克思自然观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的理解,把马克思看做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实际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念无论在生存论意义还是实践论意义上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他所说的"控制自然"是对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合理调节和管理;他与启蒙主义是辩证的二重关系.因此,马克思不仅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实践观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

全球生态危机的凸现引发人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以主客二分为基础 ,以人为尺度 ,张扬了人的主体性。生态中心主义主张把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和生态权利作为判断人与自然关系的依据 ,强调了客体的先在性 ,忽视了人的类本性和能动性。本文拟从分析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内容及其局限性入手 ,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主的自然观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扬弃和超越 ,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主的自然观在现时代的重要意义。     

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它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另一种粗陋的早期人类中心主义,即技术中心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     

从生态中心主义回归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社区参与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环境伦理观基础

人们总是把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生态危机根源于一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重任只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完成.建立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生态补偿的关键是引入社区参与机制,真正从广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     

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及科学发展观

生态哲学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看法,是不同范式的生态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基本态度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一方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充满现代色彩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它而言,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显得残酷,非人类中心主义则显得虚伪。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合理的生态伦理观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由此遭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并不是要把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在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实现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自然存在物的工具价值,无限制掠夺自然、奴役自然也是我们要批判和否定的生态伦理观。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大自然主义

在以往的历史中人类对自然究竟发生了什么错误?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型物质生产方式?人类与自然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涉及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的根本转变。事实证明,工业化具有反自然性,工业化生产对自然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破坏,随着工业危机的来临,排斥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危机。新工业化作为比工业化更高级的物质生产方式,则具有深层次的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现为包括人类本真价值在内的大自然主义的价值观的兴起。从工业化到新工业化,不仅要实现一场物质生产方式的大革命,也要实现一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大自然主义的价值观大革命。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构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问题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界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它坚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理论基础,倡扬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勾勒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并致力于寻求新的革命阶级主体,主张红绿战线并举的实践战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今天迫切的全球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反思

如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它需要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内容、文化意识、生产实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只有从变革传统的自然哲学入手 ,紧紧抓住自然意识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才是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各种资源环境危机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办法和根本出路。     

从“实用”到“适用”——台湾教育理念的嬗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推行以"教育台湾化"为宗旨的教育改革,使得台湾的教育理念由"实用"向 "适用"转变.分析"实用"教育理念及其对台湾经济起飞产生的积极作用,阐述台湾当局推行"适用"教育 理念的目的和危害.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与出路——来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非人类中心主义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以自然人化、人自然化、话语普适性的虚妄以及环境实践的偏失等为主要表征,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种明确的社会批判视角。作为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一种绿色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正视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强调变革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秩序,以及注重批判特定而不是抽象的人类整体等。这一独特的社会批判旨趣可以在诸多层面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带来某种启发和借鉴意义,并可深化当前的环境哲学研究。     

从生态伦理观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西方生态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西方生态哲学主要经历了三次研究范式转变,分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弱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扩展道德关怀对象的外延来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弱人类中心主义突出了"人"这一概念类的属性,提出应把人类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这二者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把生态危机简化为伦理价值问题,却忽略了价值观产生的特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这一不足,从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入手,强调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     

从分析哲学、历史叙事到分析美学——关于哲学、美学前沿问题的对话

阿瑟.丹托从方法论的基础上认定,分析哲学并不是一种哲学,而是能够用于解决哲学问题的一套工具;分析哲学史就是发现了哲学分析工具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能还没有终结。刘悦笛却认为,从以言逮意发展到语言转向的所谓常青哲学的思维模式,倒可以从重在得意忘言与立象尽意的中国本土意象思维那里获得启示,言、象、意皆不可或缺。在历史哲学领域,丹托将分析哲学应用于历史叙事的分析,叙事句构成了其历史叙事理论的核心,它根据未来去描述过去因而是以今释古的。刘悦笛则认为,这种对叙事句的真值的分析仍是非历史性的,丹托只能将历史哲学分析化,但却并未使分析哲学历史化。丹托承认,他最初即为本体论的美学始终是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追问何为艺术、探求艺术史哲学回归到审美之思,构成了自己分析美学的三部曲。但刘悦笛认为,丹托的美学仍难逃唯科学主义的藩篱,而且其艺术本质观也没有考虑到东西方的本然差异。丹托从当代欧美艺术状态出发,认为艺术终结只是一种历史运作的方式,艺术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刘悦笛则进一步认定,未来的艺术必将终结在观念、身体与自然当中,因而主张一种全新的生活美学。     

人类生存法则的反省与重建--也谈人类中心主义

不同时期的人类有不同的内在动机支配 ,从而使人与自然呈现出特定的整合关系。现实原则和功利目的原则支配下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 ,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以各自利益为中心的狭隘观念。它带来环境与生态危机、资源与能源短缺、“南”“北”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但因此而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远离现实的空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对东方古代“天人合一”价值观、西方近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环境伦理学加以扬弃、超越和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融精神价值于其中 ,是以整个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终极关怀、力求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全新的价值观念。确立这种价值观念的过程乃是重建人类生存法则的漫长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哲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融合贯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将中国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感性：解读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突破口

马克思哲学曾经遭遇和正在经历的种种误解表明不先行澄清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闻的关系.是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但是要厘清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决非易事,必须首先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感性在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其各自哲学革命的秘密所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革命首先就体现为对其感性论的批判与超越上,而且这种批判与超越指向的是整个传统哲学.因此,感性应是解读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理想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