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从深圳特区看影响农村生育率变化的因素及其对策

生育率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繁衍更替和社会的发展,研究生育率的变化是人口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拟从分析广东省深圳特区生育率状况入手,着重探讨影响农村生育率变化的因素及其对策。 深圳市是新兴的现代化城市,位于祖国的南大门,毗邻香港,与九龙新界一河之隔。由于其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有利条件,于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宝安县建制基础上改为深圳市,设立经济特区。深圳市总人口有36万之多,其中农村（包括市郊、宝安县）人口达3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83％。深圳农村育龄妇女生育率相当高,第三次人口普查表明,1981年该市农村育龄妇女生育率高达143.9‰,比罗湖区（经济特区市区）的49‰高94.9‰。此外,深圳农村的多胎率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1981年达41.7％,不仅高于全省,也高于全国。近两年来,深圳市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多胎率有所下降,但仍统是比较高的。宝安县的多胎率仍占27％,沙头角更高达33％。这些事实使我们感到,尽管特区开办以来,随着经济特区的发展,农村经济也大大发展了,物质生活比内地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     

人口年龄构成对生育指标的影响

生育指标与人口年龄构成有关。作生育指标的动态分析或者比较不同地方的生育指标时要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率的影响 出生率说明人口出生水平,结合死亡率可分析人口自然变动情况,但用出生率说明生育水平时要考虑年龄结构的影响。出生率=育龄妇女(普通)生育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出生率受普通生育率和育龄妇女比例两个因素的影响。因此用出生率分析生育水平时要考虑人口年龄构成的影响。以上海市卢湾区资料为例,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1960年最低(21.37％),1980年高达29.76％。用1951年人口构成算得的1960年校正出生率为28.63‰,比1960年实际出生率高     

浅谈育龄妇女情况的新变化

育龄妇女(指15岁至49岁的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婚龄的大小、实际生育期的长短、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多少以及生育率的高低,对人口增长速度有着直接影响。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生育政策的变化、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育龄妇女中的一些情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摸清情况、研究变化、掌握规律,采取措施,扬长避短,对控制人口增长有着重要意义。从调查情况看,育龄妇女情况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大大增加。     

略谈我国传统文化对生育的影响

我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预期目标相比却并不尽如人意。正如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被称为人口学之谜一样,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状况也往往为人们所始料不及。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转变的独特性。 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特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诸多问题,人们已经作了许多分析。我们还要看到,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转变是在具有独特风格、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一特点也不能忽视。本文打算就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关于我国农村妇女生育率问题

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农民的状况如何,代表了也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基本状况。人口问题也不例外。农村妇女生育率的状况也就代表和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为此,研究生育率不能不把农村妇女生育率放在首位;降低生育率,也必须把农村作为重点。 我们常说,我国人口出生率在五十年代中期和整个六十年代形成高峰,七十年代以来才逐渐下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正是我国农村人口出生率的基本趋势。但是如果看一     

茂名市人口出生率变动因素分析

据第三、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茂名市1989年人口出生率为28.29‰,比1981年的26.11‰增长2.18个千分点,平均每年只增长0.273个千分点。在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人口出生率为什么未降反升呢?下面从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育龄妇女已婚率和育妇女龄生育率三个因素的变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加以分析。     

中国蒙古族的生育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民族人口的原始数据,通过民族生育水平分类,对中国蒙古族的生育模式作了比较与评价。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８年间．蒙古族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了人口稳定增长的阶段。在影响生育率水平的诸多因素中,育龄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职业构成中科技人员和干部的比重增加以及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生育率的降低起着重要作用。     

重视人口数据分析的有益开端——记农村妇女生育率专题学术讨论会

为了弄清楚农村妇女生育率的状况及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探讨农村在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人口学会于1981年11月23—27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了农村妇女生育率专题学术讨论会。 控制妇女生育率,尤其是控制占我国妇女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妇女的生育率,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和我国人口发展总目标的实现。党中央已经一再重申,到2000年,我国人口要控制在12亿以内。12亿这个数字意味着,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近20年内一定要控制在2以下,否则,到二十一世纪,我国     

对三个影响人口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微观单位,社会人口变化过程是每个家庭人口变化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家庭角度看,影响生育过程不外是三个因素,即结婚年龄、生育间隔及生育子女个数。这三个因素对人口变化过程影响是否相同,差别有多大,哪个应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很需要进行一些定量分析。 人口统计学中,某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个数,一般用总和生育率(记为β)表示。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代人的替代水平。更确切些要用人口净再生产率(记为R),表示女婴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替代水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净再生产率有着线性关系,即:     

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一年我国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妇女生育率的计算,涉及到两个变量:分子是婴儿出生数,分母是有关的妇女人数。按照分母中所用的是育龄妇女人数或仅是已婚育龄妇女人数,妇女生育率又可分为育龄妇女生育率和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 在未婚生育仅为个别现象的情况下,可以认为育龄妇女生育率与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具有共同的分子。这时,育龄妇女生育率=已婚育龄妇女生育率×已婚比例。该关系式表明,     

吉林省城乡育龄妇女有关生育情况的比较

<正> 1981年吉林省进行了一次育龄妇女婚姻、生育状况的抽样调查。根据抽样调查得到的资料,对吉林省1980年和1980年以前的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以统计学方法对城市与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情况做了比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一、1980年城市与农村育龄妇女有关生育情况的比较(1)总和生育率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河北省妇女生育率的转变

生育是人口生产过程的首要现象,生育率是影响人口状况的要素之一。研究人口生产过程。制定人口政策,解决人口问题,首先要对生育率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北妇女生育率转变过程的回顾,分析影响妇女生育率转变的原因,旨在能对影响生育率转变的主要因素有较深刻认识,以便实施有效控制。     

黑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抽样)提供的资料,对黑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作一简要分析。 一、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对比 (一)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快。黑龙江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1981年为72.81‰,1989年为62.53‰,较1981年下降10.28个千分点;总和生     

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生育状况简析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状况,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研究和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生育的变化情况及变化特点,对了解和掌握今后人口发展趋势,并通过哪些社会经济因素来调节育龄妇女生育率预期的方面发展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