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两家在战争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战争是“用于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列宁也说过:“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因此,战争最能检验人们的政治态度。     

试论汉匈之争的初期战略及在西域的对抗

战争,自有阶级和私有财产以来即已开始,它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以及对立的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会发生民族间的战争,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民族战争在民族关系中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也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研究对立双方的战略和策略,以及与其有关联的事件,对解决某些历史疑案有着重要的意义。     

战争形态演变与中国国家战略安全

战争是民族、国家、阶级、集团之间出于打击、削弱乃至最终瓦解和灭亡对方之目的,在各个领域中运用任何手段所进行的斗争。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战争形态分类与演变特点、渐趋明晰的主要战争形态与新形态战争的特点,表明战争形态演变与国家战略安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战争形态演变对国家战略安全的影响非常直接,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当前新的战争形态下,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拿破仑战争的历史环境成因探析

拿破仑战争的发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这个历史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旨在从传统和现实两个方面探讨拿破仑战争形成的原因.就传统而言,主要是战争伦理、政治传统和民族观念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拿破仑战争浓厚的战争背景;就现实而言,则是法国国内的矛盾与需要、欧洲封建国家的武力挑衅以及各国内部尖锐的阶级与民族矛盾,成为战争发生直接动因.     

明清时期畲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在当前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有的认为,历史上虽然存在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各民族的统治阶级经常制造矛盾和民族隔阂,但从总的方面看,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相互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联系的不断密切和相互影响。我们支持后一种观点,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关系代替民族关系,过份强调民族矛盾和斗争的一面。现仅就明清时期畲汉两族人民关系的具体事实说明这一个问题。     

论清朝军队的近代化历程

军队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工具。为了进行战争,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和政治集团都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为保证军队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军队战斗力的充分发挥,各自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军队的组织、管理、训练、储备、征募等法规,由这些法规所确定下来的原则就是军事制度。军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与社会政治制度、科技水平、民族特点、历史传统、地理环境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等各种因素有密切的联系。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革和变革。”而作战方式的变革,必然导致军队组织等各方面的变化。在中国,明代火器的大量采用,特别是清末后膛枪、炮的使用,都引起了作战方式和军     

略论马克思恩格斯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

国际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文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概括为以下十一个方面：国际政治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生产方式对国际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国家的目标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和交换关系决定的；无产阶级国家依然是民族国家，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民族殖民地人民必须进行解放斗争；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是紧密相连的；和平是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平等是各工人政党处理相互关系的原则；工人政党应把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划分历史时代；最后，号召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     

马克思的民族国家概念辨析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多个层面界定民族国家的内涵与外延,他们的"民族国家"概念有明确规定性,仅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形式,不适用其他社会形态的政治共同体。"阶级国家"对"民族国家"概念的取代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的一个新起点。     

中国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研究

一 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无论古今中外,民族问题始终与阶级、国家、社会问题紧密相联在一起。民族问题也和阶级、国家、社会一样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有其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和规律。     

论商鞅的“以战去战”

自有阶级以来,人类社会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战争。非正义战争使人类遭受摧残,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正义战争则“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推动着社会的前进。战争,这个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对它有着根本不同的态度。二千三百年前,面对着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造成的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著名法家商鞅毫不隐讳的公开主张,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正义战争,消灭奴隶主贵族阶级的非正义战争,提出了“以战去战”(《商     

战争与武士——武士的生存土壤、发展动力和理想价值

武士因土地纷争武力化的需要而产生,以杀戮技能为生存资本,以战争为生存土壤、财富源泉和发展动力,凭借武力夺取国家政权,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主流阶级。武士政权崇尚军国主义,以武力为立国之本和治国之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生活统统服务于战争需要。武士在战争实践中创造和完善的战争精神——武士道,作为战争之道登上历史舞台,以穷兵黩武为荣,鞭策武士在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体现人生价值。     

人民战争的伦理前提刍议

人民战争实际应然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体的生活自由免除侵害。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主动甚至自发地参与战争,才形成人民战争的格局。政治集团实行与战争目的相一致的军事政策,是人民战争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则是政治集团的伦理观符合时代和民族的需要。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中的人依然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武器不是决定性因素。人民伦理观是支配高技术的前提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原因初探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内外因素。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是其叛国投敌的阶级根源；英美的劝降、日本的诱降是其投敌的外来因素；汪精卫集团的民族投降主义思想、反共情绪和政治权力欲的恶性发展，是其叛国投敌的内在因素。     

我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考察

政党是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通俗地讲,政党是指一定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中的最积极分子,因共同利益,有共同的政治主张,采取共同行动,为取得政权而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的基本特征是: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领袖集团主持;有组织纪律性等。科学意义上的政党,最早出现在欧洲和北欧资产阶级革     

战争的起源:研究层次的多样性

学者们为探索战争的起源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而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较多的研究层次。本文从不同的研究层次:个体、组织、集团、阶级、国家直至国际体系层次出发寻找战争的起源。不同的研究层次对战争的起源有着相当不同的回答。多样化的研究层次也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我们难以找到由一个研究层次主导下的、解释战争起源的通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层次的多样性可能仍旧继续主导战争起源的研究。     

民族侮慢语的成因和作用

摘 要:民族侮慢语作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集团冲突和战争的产物,是人类语言中最为敏感的现象之一。从民族优越感、偏见与仇恨、空间与时间、性格与特征等方面入手,分析民族侮慢语产生的原因、例证及其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指出民族侮慢语研究对于在交际中使用和回应民族侮慢语时审时度势有着积极的意义。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之我见

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首创并总结了近代战争理论体系,对恩格斯、列宁的战争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论断,列宁随后将之发展了。“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所言的实质,实际上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种政治形式无法再在历史时空进程中延续下去,必然要由另一种政治形式所取代,也即:当异族之间的政治冲突无法解决异族之间的经济(或其它)矛盾,更无法解决各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矛盾时,这种异族之间的政治冲突就已经具备了迅速停止的客观必然性。 战争并不完全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则往往具备着暴力冲突(内部战争)的性质,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显然,这里所指的“战争”只能是指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对这句导师的名言,我们认为应作如下的解释较为妥当。     

论民族国家下的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的阶级状况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有两个层面：首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个人是互相建构的,而这种互相建构又是以阶级政治为中介的。其次,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是使自我认同成为一个社会基础。在社会性别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自我认同,它们都试图把人从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在私人领域有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我把握。而在由多元族群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中,族群状况同自我认同的关系也是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的。一个多族社会中的族群关系问题可能以同化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来解决。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意义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按照民族主义一族一国的理论,应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然而在多个民族存在的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集团和种族如何能够和睦地比邻相处;如何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纳入到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如何在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和社会向心力,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有赖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是多民族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前提,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从《读通鉴论》看王船山的民族观

王船山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其社会历史观亦有不少进步的合理的因素。但是,由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及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其民族观却表现为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种族偏见。本文仅就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对其民族观进行初步剖析。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经过长期政治(包括战争)、经济、文化的交往而逐渐形成的。各个民族不论大小,对这个大家庭的形成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由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他们的人口有多有少,社会发展有快有慢,汉族才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主体。我国历史上有过几次民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