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若干法律问题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温室气体减排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合作法律机制。在中国实施CDM项目涉及诸多法律关系和尚存争议的相关法律事宜。为完善中国CDM项目的发展,建议明确经核准减排量（CER）法律属性以及赋予调节性所有权,取消对DM项目股本结构的限制,明确国家审批程序中专家评审的法律效力和标准,推动中国发展CDM项目的公众参与,在法律层面提出对CDM技术转让的硬性要求,加强和简化CDM项目的国内审批制度以及通过法律规范来调整和保证CDM相关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素质。     

清洁发展机制(CDM)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CDM效益对等性分析的横向比较

CDM(即清洁发展机制)作为国际间温室气体减排的一种有效市场途径和合作方式,它在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为国际合作双方带来的核心效益表现为经济和技术效应两个方面.然而本文通过对国际CDM市场规模变化,投资收益,一级、二级市场价格以及技术引进效果方面的分析,得出CDM机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效益的非对等性的结论.在目前中国严峻的减排形势下,CDM的这种成本收益的非对等性不但损害了即期的经济利益,也威胁到了中国未来低碳经济时代的经济主导权.因此,中国要在价格、技术规制、行业引导、市场平台的建立健全以及国际协同合作等多方面实行相应的支持政策,修正CDM的非对等性,保证中国在未来的低碳经济时代占据主动优势.     

清洁发展机制及其在中国实施的法律保障

开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既有助于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又有利于引进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环保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还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具有开展CDM项目的优势,各级政府和国内相关企业应抓住CDM项目机遇,熟悉CDM项目申报的程序规则。为了进一步推进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的实施,应尽快加强和完善推进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实施的法律保障。     

中国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低效利用与对策分析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一种通过市场化的国际合作途径来实现生态重建的灵活机制.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参与和利用,既是中国通过国际合作途径来实现低碳、清洁发展目标的现实选择,也可以实现一定的商业利益.然而中国各界对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参与和利用还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分析了中国在利用清洁发展机制方面效率低下的表现和成因,提出了中国进一步有效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的对策建议.     

碳交易给我国节能减排目标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催生出了碳交易市场,使得温室气体排放权可以像商品一样被买卖,在一定程度上既解决了环境问题又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出台了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认为碳交易给中国节能减排目标既带来了机遇,也存在着风险,为此,应该采取措施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利用好碳交易这一事件响应国家政策,实现经济目标。通过过对我国企业的具体分析,认为我国企业一定要做到避免贪图眼前利益才能够实现长远发展。     

基于低碳视角的中国利用外资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投资低碳化趋势为我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章在总结我国利用外资发展低碳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从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现状和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分析了跨国公司向我国低碳投资和转移低碳技术动力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我国低碳领域利用外资效果的建议:扩大CDM开发范围、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高碳产业低碳化;进一步加强国内外低碳领域的技术合作;以低碳园区建设为纽带,培育低碳产业链条;充分挖掘碳库资源的吸碳功能;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和低碳服务业等。     

发展循环经济解决环境资源压力的探讨

环境日益恶化、资源匮竭、物种加速灭绝问题接踵而来。当前虽然经济环境和个人生活条件日益良好，但环境资源的压力让人们不得不去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模式，能有效应对环境问题。而循环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理念、组织、法规等方面的建构。     

《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为了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4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包括发展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全球变暖污染以及向清洁能源经济转型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该法和美国新能源政策走势必将对世界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可对中国新能源法律与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的不足及完善

清洁发展机制（以下简称：CDM）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注,我国于2011年8月3日进行修改原《管理办法》并出台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新《管理办法》）,本文采用了文献法和调查法对该《管理办法》的应用主体、具体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发现其在主体资格、核证减排量（以下简称：CER）、指导价格等方面仍存在的制度缺陷及规定模糊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CDM项目在我国的发展,进而得出我国应尽快制定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为清洁发展机制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引导推动我国CDM项目迅速发展的结论.     

绷紧的神经:中国能源!

电慌、煤慌、油慌,触目惊心的字眼在各类媒体,特别是经济领域频繁地出现。能短缺源、能源危机、能源争夺等成为各国各界目光的聚焦点。其中国家的支柱能源煤、电、油首当其冲成为第一论点。围绕能源问题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得到最大的关注。在中国能源问题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那么中国能源现状到底如何?能源危机地背后是什么?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该怎样的面对?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新伙伴计划》与《京都议定书》：竞争还是合作

《新伙伴计划》是一种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的新型国际气候协定,两者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强制减排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新伙伴计划》却不能取代《京都议定书》,并且两者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合作而非竞争才是两种机制未来发展的理性选择。     

生态标识食品的经济学性质与发展机制探析

从供求关系、市场类型、经营规模、道德风险、外部性以及公共产品特性等方面对生态标识食品的经济学性质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政府的目标,提出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适当给予支持是推动生态标识食品发展的有效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投资者与项目业主的风险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环境与能源保护进行合作的重要机制,也是唯一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机制.由于<京都议定书>内容的不确定性以及CDM规则的含糊性,导致参与CDM项目的投资者与项目业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者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以及CDM规则隐含的投资风险;项目业主的风险则主要是对市场缺乏清晰的了解与判断.文章就CDM参与方的各自风险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解决的办法.     

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额外性问题探讨

清洁发展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的合作机制。其额外性问题是缔约方会议谈判中备受关注和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额外性准则和评价方法是CDM方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该文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对CDM林业项目特别是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的额外性的基本含义、类型、评价方法及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准备和实施CDM造林或再造林项目有所裨益。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中的问题、成因及其对策

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背景,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目前的运行状况,指出由于政府职能发挥不够、企业参与程度不高等原因,导致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存在项目类型过于集中和区域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结合存在问题与成因的分析,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分别提出了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利于中国节约能源、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风险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严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也随之高度重视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能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文章从国际环境和制度本身两个角度分析其存在的风险并提出应对之策。     

基于林业部门的中国宏观社会核算矩阵构建

森林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显。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碳汇政策能够为政策的制订提供强有力的依据,构建CGE模型的前提需要构建基于林业部门的社会核算矩阵(SAM)。SAM中的林业产出和投入各账户、林产品供给和需求各账户,以及隐含的相对价格可以用来模拟碳汇政策对林业的影响。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并结合其他统计数据,编制了基于林业部门的2007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该表的特点是对涉及林业的账户进行了核算,对统计年鉴中没有的数据进行了合理的估算。编制的SAM为CGE模型的构建与应用提供了数据基础。     

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动态分析

文章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分析了2000—2005年间中国各省农业生产部门的数据,测量了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并分析了影响其变化的因素。研究表明,近五年来中国农业的TFP指数呈上升趋势,技术进步是促进其增长的主要因素。     

城乡统筹发展视野下农民教育新机制探析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开发的一种重要手段,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农业劳动力的流向与转移,要以对他们的教育、培训和指导作为基础与前提。文章提出,创造性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民教育新机制,是破解重庆市二元经济难题重要而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