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之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新时期人类学研究省思

民族学、人类学的核心产品是民族志,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后半个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产生像《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样的民族志。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是完成高水平民族志的前提。诚如杨成志先生所说:民族学的路是靠两条腿走出来的。不认真做调查,就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如果只靠"拾人牙慧"、倒卖洋人的概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就不可能进步,不可能对社会产生益处,不可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

一、"书写之椽":一种民族志表述的反思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参见T.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157.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一种学科的原则,还是调查的方法,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人类学重要的历史内容.     

论民族学的几个问题

一、民族学的名称和对象民族学这个名称是从外文翻译来的,最初译为民种学或人种学。这个词在法文中有两个字:一是ethnologie,一是ethnographie。一般是将前者译为民族学,后者译为民族志。但法国的习惯用法是将前者当作广义的,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四门学科;后者是狭义的,仅指民族学而言。也有人认为,前者指理论民族学或比较民族学;后者指叙述民族学或民族志。在英文中,ethnology和ethnography两字也是互相通用的。但最常用的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或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两个词。一般说     

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的几点思考

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途径,也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对于田野调查,笔者认为:它对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从参与观察、主位解释法、文化相对主义论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历史与未来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现在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 ,主要是西方人类学的传统方法。在 2 1世纪 ,如何提高田野调查的质量和水平 ,如何使田野调查更加科学化 ,是当前人类学民族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一 )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形成与发展现代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 ,始于美国的摩尔根而成型于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摩尔根是 1 9世纪与所研究的对象直接接触过的少数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多次访问北美印第安人居留地 ,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过 ,1 9世纪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 ,大多都不从事田…     

关于台湾原住民研究的几个问题

台湾原住民研究肇始于清代理番时期的采风民族志,日据时期开启了近代民族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阶段,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的原住民研究,在民族志调查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近年来,台湾学者原住民研究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

马林诺夫斯基倡导将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结合,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其后,基于主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研究立场,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人类学追寻的是一个理想世界的构型,以格尔茨为主的解释人类学追寻的是事实的阐释,以拉比诺为先行者的后现代人类学追寻的是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穿梭的主体"自我"的存在,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对民族志进行反思与发展,从"主体"建构的角度看都可称为"主体民族志"。     

日常之蔽：以三江源厕所变革为例透视田野细微经验

民族学/人类学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但是最为日常的排便或上厕所行为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却是缺席的。尤其是人类学家自己如何在田野中解决这一问题，极少出现在他们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然而这一最为学者所忽略的现象，却与社会结构、宗教仪式、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洁净观念等诸多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厕所问题逐渐受到国外人类学界关注。这有赖于斯加克?范德吉斯特的研究和“后现代研究”期刊的呼吁。厕所问题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回顾在田野调查中的厕所体验，同时呈现了移民社区内的种种厕所问题，以期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并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为“厕所革命”提供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