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抗日救亡运动特点之比较

抗日救亡运动与整个抗日战争相始终,并因政局和战局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段性特点.从运动的行为方式来看,七七事变前多属于民众自发行为或政党行为;而七七事变后则转变为被国民政府认可、参与的政府行为.从运动的形式和规模来看,七七事变前的多为请愿、示威等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活动;七七事变以后则发展为具有很大规模的整体运动.从运动的作用来看,七七事变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敦促其对日政策的调整和改变,驱使其最终走上抗战的道路;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则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动员和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念.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的《纽约时报》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中日冲突的两起标志性重大事件,引起了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媒体的关注。在这两次事变期间,《纽约时报》对中日冲突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的态度由冷眼旁观转变为日益同情;对日本的态度由纵容妥协转变为批评谴责。《纽约时报》关于中日冲突的报道逐渐向抑日援华的方向转换,为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奠定了舆论基础。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员监察网是国民党监察组织的辅助机构,通过党员监察员的调查、规劝和检举等工作,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监督,以保证国民党党员能够执行国民党的各项政策,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当时已失去其革命性,这种做法不仅在外部没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在内部,也由于其将监察网变成特务网而引起内部互相猜忌,使国民党党员人人自危,有良知的国民党党员也不顾一切“叛党”。党员监察网没有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     

“七七事变”前后《大公报》的对日观察与对日态度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大公报》对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是有清楚的认识的,并已对报社的撤离做了相应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大公报》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在日本步步进逼扩大侵略意图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对事变的和平解决,仍然不惜含垢忍辱而不愿放弃最后的一丝希望,显示了弱国面对强权的无力与无奈。     

“七七事变”中宛平县城失守始末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以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为名,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城英勇抗击,使宛平古城与卢沟桥一样举世闻名。然而,查阅国民党参战将士回忆录发现,关于29军从宛平城撤离的说法,多是记述为奉蒋介石命令“悄悄撤退”。事实果真如此吗？     

德国对七七事变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1937年7—10月)

1936年,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两个法西斯国家形成军事同盟。侵华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德国由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所以面临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的问题。出于与日本共同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和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德国对七七事变采取矛盾的态度:它虽然清楚事变是日本制造的,却不能谴责日本,声称"中立",并要求英美法等不予干涉,主张所谓东亚民族"自决";它虽然反对日本将反共协定运用于中国,却又利用日本的侵略配合其在欧洲的行动;它虽然反对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但最终出于全球战略配合的需要而对日让步。随着认识到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德国转到调停中日战争上来。     

腐败: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亡的内在必然性——《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撷谈

本文籍对《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的评介,透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亡的历史根源之一的腐败问题。认为腐败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覆亡的内在根源,专制体制是国民党腐败的渊薮,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大的腐败者。尽管国民党一再侈言革新,但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及其性质,决定了腐败者防治不了腐败。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是历史的必然。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党员构成与组织形态分析

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中,国民党具有核心作用,其自身状况对这一体制的运转有着根本影响。1927年以后,国民党党员构成与组织形态的变化,表明国民党的性质已发生了蜕变,它不再是改组时基础广泛、组织严密、追求进步的革命政党,成为基础狭隘、组织松散、失去革命精神的保守政党,以党治国的主体前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反映出国民党的统治能力急剧衰退,无法充分发挥其执政功能,阻碍了现代国家的成长,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溃败。     

论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

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是指她对国民党的无比热爱和崇拜之情。这种特殊的感情影响着她的思想和行为,并使她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那就是一再为维护、捍卫国民党的地位和形象而努力。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在其早年的革命经历中形成,其后的政治生涯都深受这个情结的影响。她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走了一段弯路,后来认清了形势,与蒋介石、汪精卫分道扬镳,再到后来建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等等,都与其国民党情结密切相关。     

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以《星期评论》、《建设》为中心

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宣传新思想、新文学,参与新文化运动。不过,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与理解,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始终是一种有限度的支持。一年之后,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星期评论》和《建设》先后停刊,国民党的新文化运动事业随之中断,并逐渐转向了反新文化运动的立场。     

论国民党与上海大学的关系

1922年,国民党人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积极参与上海大学的创办,促成于右任出任校长,组成了以国民党要人为主的校董会与评议会,1924年定为党办大学。国民党注重学校的党组织建设及对学校的政治、组织领导,强化学校的三民主义教育,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给办学经费。在共产党人参与管理与教学,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影响增大的情况下,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在上海大学的发展,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际,将学校封闭。1936年,国民党借认定上大学生学籍之际,再次强调关闭上大的合法性,重申上大是党立与国立之学府,这是国共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产物。国民党在制造上大短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论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

本文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对改组后国民党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作了过高估计 ,继而分析了国民党压抑、排斥和打击共产党的态度及其政策倾向 ,并通过深入研究国民党的阶级构成、组织特点、权力运行机制等 ,揭示出了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实质     

不穿军装的国民党上将

80年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就中国问题发表看法,激起中国思想学术界颇大反响。罗素离开后,刚从英伦学成归来的杨端六在长沙作了题为《和罗素先生谈话》的演讲,主张理性地对待罗素的学说。杨端六的观点,被时任新民学会领导人兼长沙《大公报》特约记者毛泽东记录下来,并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刊登在当年的《大公报》上。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政当局立即以“卢沟桥事件”为契机,制造种种事端,激化中日矛盾,以此为借口,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再扩大为“中国事变”,将战火从中国平津地区扩大到华北地区,再扩大到上海及华中地区,终于将“卢沟桥事件”这一中日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论1946年国民党内战政策的选择及其后果

抗战胜利后所出现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国民党面临着和平民主或内战独裁的两难选择。最终，基于党派及其私人的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于共产党力量的低估，国民党选择了内战政策。这一错误的政策选择，使国民党政权很快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丧尽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论蒋介石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的分析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的分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而蒋介石本人的观点是研究此问题的重要依据和内容。蒋介石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的分析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探究,寻找相对客观、公允的结论,以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论南昌起义为什么使用国民党的旗帜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挽救中国革命而发动和领导的。为什么使用国民党的旗帜其主要原因是：（1）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2）为争取更多的同情者的支持与参与并实现重行北伐之目的,（3）为捍卫真正的国民革命,揭露蒋、汪的反革命面目,（4）为维护革命统一战线,（5）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的影响。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的旗帜在整个战略上讲是错误的,但也为掩护革命力量的退却争取了有利条件．仍不失为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     

论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对国民党的双重影响

学界对孙中山宪政理论的内涵及其国民党对它的背离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但对于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对国民党的影响却缺少深入的探讨.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孙中山的宪政理论是国民党统治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又是对国民党的有效制约,其中的民主成分为民主力量争取宪政民主提供了武器.对于孙中山的宪政理论,国民党既不肯也不敢抛弃,但也不愿实行,而是采取武力压制、不断开宪政支票和不断拖延相结合的办法,这使其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     

论国民党六大的土地和农民政策纲领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国民党六大）之所以通过《土地政策纲领》和《农民政策纲领》，究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临近，农业形势严峻，国民党急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解决所谓的内政问题。其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强化农村法西斯专制统治。其目的是壮大国民党经济、军事实力，变抗战胜利为国民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