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

秦朝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匈奴、乌桓、鲜卑与西羌的居住地,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在北方、西北设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基础。西汉时期设置度辽将军、护羌校尉,对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和西北的西羌等边疆民族进行管理。东汉王朝沿袭并发展了西汉在北方和西北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将度辽将军、护羌校尉"置真",并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三者互为犄角,拱卫北方、西北边疆,从而将中央王朝的治边理念与治边政策实施得更具体,统治势力也更加深入民族地区。     

南匈奴与东汉的政治关系及其社会变革

东汉对南匈奴的政治统治以及南匈奴社会发生的相应变化是研究东汉与南匈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置、贡纳制度的完善等相关内容,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值得重视。东汉政府对待南北匈奴战争立场上的煽动说和南匈奴三次单于庭被迫迁徙等问题需要澄清。安国前后是否为南匈奴政权的演变分界还需作具体分析。     

论东汉对羌族的政策

<正>自汉武帝设河西四郡,隔绝羌胡获得成功之后,在沉重打击了匈奴军事气焰的同时,也引发了汉朝同西羌的正面冲突。因之,在西汉时期就爆发大规模的羌汉战争。西汉政府在取得对羌战争的胜利后,设金城属国以处置内徙、降附的羌民。这一统治方式,对保障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东汉建立后,一方面,大批羌民聚居于东汉边郡境内,受东汉政府的直接统治,另一方面,塞外羌人部落仍判服不常,并煽诱内附芜人反抗东汉政府。这一时期,羌族已发展成为西北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且随着匈奴军事力量的逐渐衰落,羌汉关系在西北民族关系中的地位日渐突出,处理羌族事务成为关乎国家治乱兴衰的头等大事。因此,对羌政策成为东汉西北民族政策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设护羌校尉领护西羌 以河湟为中心的西羌地区,是羌人活动的根本之地,因此保证这一地区的稳定,是保证东汉西北边郡安定的关健。东汉初,隗嚣割据陇右,联络西羌豪酋,对抗东汉政府。隗嚣灭亡后,西羌豪酋并未屈服,“先零与诸种勾结,复寇金城、陇西”,严重威胁东汉西北地区的安定。建武十年（34）,东汉政府派来歙率盖延、刘尚与马援等进击西羌于金城、大规模羌汉战争爆发。从建武十年至十三年（34—37）,来歙,马援等先后平定了金城、陇西的先     

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

两汉时期的“护乌桓校尉”是汉朝的重要官职,但史书对它的职责、权力及管领范围记载不详,史学界在这方面的论述也很少。兹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略加考订如下,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汉与乌桓两族之间的关系。 乌桓在汉代曾先后两次南迁。第一次在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之后,汉朝把他们从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徒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五郡,以当时郡治为准,当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辽宁凌源县西北、     

汉代戊己校尉述论

设置戊己校尉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重要举措,其所以以“戊己”名之,乃因五行 相胜说,取制胜匈奴之意;汉屯田车师,在宣帝时已有,但戊己校尉之设则始于汉元帝初 元元年（前４８年）;戊己校尉之设起于车师屯田,故其职亦以屯田为先。此外尚负有安西 域、制匈奴、保障丝路北道畅通的责任;戊己校尉秩比二千石,与西域都护同,但在处理 西域事务时,仍须受西域都护节制。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

古代历史上的河西,原是少数民族杂聚的地方。汉初,匈奴人游牧于此,控制了河西和西域,中断了中西交通,并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汉武帝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曾派霍去病出击匈奴并获得了胜利,在这里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时又增设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自是移民屯田,开通西域,不断经营,直至东汉,河西一直是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即使在王莽篡权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东汉未年,由于马腾、韩遂等军阀混战,使河西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徙,户口大量减耗,以金城郡为例,在东汉繁盛时,领三千八百余户,东汉末,被韩遂等“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竟至于“户不满五百”了。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河西这块曾经繁荣一时的地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经营范围。史载:“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其剌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由于曹魏政权的重视,河西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在农业上,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旧     

《南齐书》考疑(二十二)

《卷三十二.王琨传》“出为持节、都督广交二州军事、建威将军、平越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中华书局1972年1月版点校本,第578页,下同)按: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记》云:“‘平越将军’,按《宋书.百官志》有四平将军,无平越将军。广州刺史往往带平南将军军号,‘平越’疑‘平南’之讹。‘平越中郎〔将〕’张森楷校勘记云:‘有平越中郎将,无平越中郎。’按《通典.职官典》:‘平越中郎将,晋武帝置,理广州,主护南越。’此脱一‘将’字,今补。”今考《宋书.百官志》,建威将军,官第四品;而四平(平东、平南、平西、平北)将军则官第三品…     

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

自东汉以来,匈奴南迁与氐羌东渐,关东关西遍布匈奴与氐、羌族人。西晋初年,匈奴及其别部大规模内迁,弥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别部被称为杂胡,后来各族部落逐渐混杂,民族成分发生变异,甚至形成新的名号,遂出现杂胡化的趋势。关东杂胡主要由匈奴、羯、乌桓等混杂而成,石勒武装就是典型的杂胡军队;而关西杂胡化则以氐羌为多,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混杂其间。杂胡化是民族迁徙、民族混杂的必然现象,又因战乱加速其进程,它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当时,杂胡化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不可遏止的社会趋势,从而成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史中间重要的一环,影响极为深远。     

南匈奴的附汉与东汉时期包头地区的发展——包头地方史讲座

东汉初匈奴奴隶主贵族勾结、扶植地方割据势力卢芳袭扰东汉北边,给包括今包头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今包头地区属于附汉的南匈奴活动范围,成为匈奴人出入阴山南北的重要门户,并于公元64年实现了汉、匈间的合市。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加强了在今包头地区的军事力量,这里不仅是五原郡治所在地,朔方郡治也移寄到这里。在南匈奴入塞后的四十余年里,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和睦相处,接触并吸取了汉民族先进生产技术,在当时的民族大家庭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如南匈奴入塞后出现的“胜兵制”等),也为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古匈奴人进入欧洲

湖南省社科情报所吴兴勇副研究员近日就古中国匈奴人西迁发表看法。 吴兴勇认为,匈奴人的西迁固然出自军事失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三世纪欧亚大草原上的大辛灾,造成它向森林地带迁徙,一部分匈奴人依傍河套地区的水草为生,成为南匈奴。另部北匈奴丧失了抵御外敌的实力,遭到东汉军队突袭,遁入新疆的河谷地区。154年,鲜卑人檀石槐兴起,匈奴人再度西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伏尔加东岸草原。后来与当地土著乌果尔人通婚,变成一个与其祖先迥然有异的新民族——匈人(Huns)。除了畜牧技艺和骑射技术外,亚洲匈奴的其他文化传统都在迁徙中异化了。匈奴人到达西方后,所以能生存,主要得赐于三世纪的大辛灾,使草原上的土著民族迁移留下大片空旷的荒漠。它     

鬼方(工口)方考

<正> 本文将分为三个层次对商周时期的民族鬼方与(工口)方进行考察:第一,证明鬼方就是贵;第二,证明(工口)方就是匈奴;第三,证明鬼方不是匈奴。     

两汉时期的金城(下)

2.东汉与西羌 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反映到民族关系中,表现为民族矛盾,使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汇流。东汉的残暴统治和豪族地主的封建剥削压迫,不仅造成汉族人民极大的痛苦,也同时给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其中以羌族人民所受压迫最甚,所以他们的反抗斗争规模最大,持续最长。如果说西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那么东汉对羌族人民的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     

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匈奴南下,臣属于东汉。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不断侵扰边境,双方战争频仍。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在战争中惨败,被迫挟众西逃,踏上了西迁之路。北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相对而言,外因大于内因。     

蔡邕的书法心理学思想浅论

一、蔡邕生平简介及其对书法艺术的贡献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西南)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少年博学,善于文辞,通晓经史,释解音律,明了天文,工书绘画,擅长篆隶.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首先是出于寻求经济利益,其次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乌桓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贡活动以辽西、辽东乌桓为主;第二阶段从安帝永初三年(109)至桓帝延熹九年(166),朝贡活动以乞降为主;第三阶段从灵帝中平五年(188)至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朝贡活动以三郡乌桓为主。乌桓对东汉朝贡活动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边疆民族势力消长过程中乌桓朝贡活动的特点。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秦汉的御史官制

在中国官制史上,御史是司监察的官职.它之成为系统,时在秦汉.秦汉是中国御史官制的形成时代.秦汉的御史官制,有一个演变过程,约略可分三期.秦至汉初,御史系统即监察系统,此为第一期.汉武帝改革官制,增设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均司纠察.于是监察官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御史官职仅为监察官制的构成之一.自武帝终西汉末为第二期.光武中兴后,御史制度又一变,直至建安,为第三期.前二期,御史首席均为御史大夫(成帝哀帝时曾二度更名大司空),可合视为"大夫制".第三期,首席长官易为御史中丞,可以说是"中丞制".然纵有变易,御史官职终不失其监察职能.本文拟就秦汉御史一官之官署、职任地位及主要特性,作一大略的考述.     

论战国至魏晋北方民族融合中的观念意识

论战国至魏晋北方民族融合中的观念意识王红自东汉末年以后，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羯、氏、羌等民族不断迁入塞内，与内地的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本民族的社会与经济因此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渐与中原民族混同为一，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一历史发...     

匈奴政权的创建问题——兼论冒顿单于以前的匈奴与东胡的关系

通过对东胡政权存在的大体时间、林胡、楼烦、匈奴等"诸胡"称谓、东胡与冒顿单于前匈奴的关系等问题的考证,进一步论证匈奴政权创建于头曼时期甚至更早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