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 ,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 ,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 ,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 ,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 ,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 ,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 ,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 ,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资源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三)形式与原则:道德形而上主义论争的两个焦点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形式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个是原则上的,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精神陷阱--当前学术界"二张"关于启蒙争论之我见

人性价值立场的缺位与将"道德形而上主义"抱持为惟一价值立场的错位,使张光芒重构"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的理论诉求导向了一种新的精神陷阱.这种精神陷阱就是"道德形而上主义"对人的建构所必然导致的"自杀"、"杀人"与"被杀".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启蒙、道德与文学——一种可能的解释

何中华以“启蒙、道德与文学”为题 ,试图对三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种新的可能的解释。他认为 ,只有超越理性的信仰和超越自然律约束的积极自由 ,才能为道德提供内在理由 ,从而使其成为可能。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既造成了文学选择永恒的两难处境 ,也是文学成就自身伟大的根据之所在。徐仲佳认为 ,近来围绕着启蒙哲学中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所展开的论争显示出两个焦点 :一个是形式上的 ,即道德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一个是原则上的 ,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原则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这是启蒙哲学的基点 ,也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坚实理论基础。张中锋则对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所持的观点提出批评 ,认为张光芒对诸如启蒙、教育、形而上等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偏差 ;并指出“启蒙”不等于“教育” ,“道德”也不能“形而上”。     

如何拯救学术本身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与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主体性的建构首先是确立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欲望的本体地位,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主体性的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百年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未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应该着力将文艺理论建设成一门"间性"学科,具体包括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学科间性和文化间性等方面。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